做戏的“打诨”，是历史上特许的专利，这种专利的获得，实包含一点儿不光荣的传统，即“帝王弄臣”。但枚乘司马相如词赋之臣，当时也一回待诏金马门，同样有帝王弄臣意味，所以这种不光荣也只是指它当时在帝王身边的抽象地位，并非指它在社会上的抽象价值。若就讽谏而言，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重要有时即恐怕比读书诵诗的儒者还切于实际，而容易有作用见效果。“优孟衣冠”这个典故的由来，即证明它的作用和效果，针对问题为当时儒者所不及。初期的戏既把讽谏和调笑两种成分相混，戏的本色长处是能机捷取巧，一语破的。短处偏重谐谑时，则易成琐亵，先或尚保留侏儒专事讽谏长处，后乃衍为纯粹调笑取乐，“漆城蕩蕩，寇来不得上，”成为千古讽谏佳话；到柏梁台联句，郭舍人说的“吃妃子舌甘如饴”就近于专寻开心了。
唐代是个在佛道二教烘染下充满抒情空气的时代，事事都包含比赛精神，在娱乐方面更擅长花样翻新。文人做诗写小说，多见神见鬼的叙述描绘，等于用怪异抒情，所以不问真伪，一例都写得极其生动俨然。在戏剧歌舞上，自然更多新玩意儿。《旧唐书·曹确传》称：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啭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
这个记载出之于《杜阳杂编》。这还可说是追悼公主，逗引帝王开心，不免阔气一点。其实当时军阀要人大出丧，场面也就够得会花费会玩了。《唐语林》说：送葬者或当街设祭，……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金饰画，穷极技巧。
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毕，灵车慾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
缞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昭义节度薛公薨，归绛州，诸方并管内县于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障河廿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事也。
属于丧葬礼仪，尚可安排得如此豪华热闹，至于其他吉庆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每当帝王诞日，有集儒释道作三教论衡故事。史称徐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请佛老，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白氏《长庆集》尚叙及在麟德殿内道场，沙门义林与道士杨宏元对垒情形。不过这事情说若极其庄严，其实却依然近于引帝王开心的杂耍节目一项。故高择《群居解颐》述及那个《叹百年》舞曲的大导演李可及摹仿大德高僧作三教论衡时，结果亦使得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优伶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衣以升坐，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婦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烦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
曰：“亦婦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倘非婦人，奚待嫁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附会经典作证，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为意，反逗得皇帝大笑，赏赐甚厚，这就是我所说的抒情空气！无忌讳寻开心的抒情气分，既普及社会，影响到文学、艺术、音乐、歌舞，当然都比任何一代还大得多。影响不到的，恐怕只是一些装模作样拘迂别扭的古文家脑子。说迷信，这种人才真真有迷信！一个李贺爸爸讳“晋”就不举进士，一个韩愈又费多大气力作《讳辩》，比起为三教论衡大笑的帝王，岂不是更迷信得多？
宋代是个理智时代，唐代人那点抒情气分，经过五代运用到歌舞男女方面，不幸成为江南西蜀灭亡张本。入宋后，风流宰相再不能用这个玩意儿和大统一帝王厮混，再被几个准备入孔庙配祀吃冷猪肉的读书人“子曰”一扫而光后，代替而来的就是说道理兴趣。因此一来，虽有帝王对于佛道的浪漫情感，加以渲染，也不成功了。真宗时代王清昭应宫的堂皇华丽，六七年经营，日夜加工，集天下名画手来竞奇赌异，末了却为一把天上无名火烧掉，放火的安知不是读书人？徽宗时代寿山艮嶎又筑得不是时候，花石纲忙得天下人不得宁息，神运昭功巨石，抬石头更忙坏了花腿兵士。可是末了金人围城，园囿中万千麋鹿花木，只合供城中兵民当吃的当烧的！读书人喜欢空说道理，表面上为辟谬理惑，去迷信，重事实，实在却仅争是非，辨真伪，立门户，生党见。时代禁忌益多，因之到处有反应。读书人如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