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墨西哥城
拉蒙·凯利从墨西哥城波斯克-德卡布尔特派克的一家小旅店走出来，他昨天很晚才到，睡得也很晚。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他在街上拥挤的人流中寻找着空隙走着。如果不是被小商贩占着——这些小商贩什么都卖，猴子花啦，玫瑰啦，夹馅玉米饼啦，辣酱玉米饼啦，还有香蕉叶卷肉——每一寸人行道上就满是墨西哥人和旅游者。在墨西哥城里，能让人中毒的严重空气污染在每个人每个东西上都笼上了一层令人作呕的黄绿色的雾气。
还是老样子。
凯利已经快一年没回家乡看过了。也没有什么需要回来的原因。他父母两年前就离开墨西哥去了智利，他父親又在那儿的一家石油公司找了个工作。凯利不必回到墨西哥来加深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拥有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墨西哥城原本已很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日日夜夜跟随着他，就像是在他眼前放映循环电影：城市里的污染和城市外灰尘飞扬的马路，双手紧抓着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免挨饿的农民，他们脸上无助的表情；能够让痛苦的心*醉上几小时的充满音乐和艳丽服装的频繁的节日；在北方美墨南部边境的外资装配厂子烟囱里冒出的能杀人的滚滚浓烟。有时候，拉蒙·凯利不得不努力把这些折磨他的景象从脑海里驱走。
知道美国医葯协会是怎样称呼美墨边境线吗？“纯粹是个化粪池。”
跟凯利被称为“他的人民”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国家富有的精英人士、政客、商人、毒枭和洗钱人，他们用几倍于科尔特斯和他的武装的残暴蹂躏着这个国家。那些西班牙殖民者至少在这儿还留下了一个文化，而当代的这些“征服者”却一味地掠夺，留下的只是烧焦了的土地和空洞的灵魂。
许多人认为凯利对于贫困的墨西哥的态度过于狂热。“你太偏激，”有人这样说他，“往后退退，否则你将一事无成。”他父親上次跟他在一起时，这样说他：“拉蒙，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懂得关心。可是，那些叫得最响的人往往听众最少。”
拉蒙·凯利知道这个忠告有它的道理，所以有时候他也采取些妥协点的做法。但那些做法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在他的脑海里，老是闪现着那些从一开始就煎熬着他的景象。现在，莫林·加沙和劳拉·弗洛瑞斯又被盛在棺木中回到他们的祖国安葬，就因为他们也懂得去关心。
对于加沙来说，他决定合作多半是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冒了他和他家人的生命危险来捍卫正义。
劳拉·弗洛瑞斯却跟拉蒙有着一样执著的热情，或许只是没他这么狂热。
跟加沙一样，她也死了。
就因为他们有个信仰。
跟那些墨西哥的当权者是讲不通的。跟他们协商？没用。去迎合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开玩笑。
他挤进撞得有些变形了的绿白双色大众甲壳虫车，告诉出租车司机他要去北边干净些也卫生些的山上的一个地方。
20分钟后，甲壳虫出了市区，开始爬行在地势越来越高的公路上，路两边起先是长排的高大的仙人掌，后来就可以看到杜松和粉色、红色和紫红色的九重葛了。
车开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宽公路，路旁有许多掩在粉色、白色或黄色石砌围墙后的漂亮的大房子。司机在凯利给他的那个地址前把车停下。
“您想让我等在这儿吗？”司机问，“等的时间不算钱的。”
“谢谢，不用。”凯利说，他付了车费，费劲地从车里钻出来，展开身子。
出租车一溜烟地很快开走了。凯利走到一扇厚重的木门前。门右边有个蜂鸣器，他按了一下，从信箱上面的一个小对讲器里传出一个声音。
“是谁？”一个女人用西班牙语问。
“拉蒙·凯利。”
“稍等。”
木门上有个小缺口，上面钉着一片带网眼的金属板，透过网眼，凯利可以看到前门。一个男人正从前门走出来。他慢慢地穿过一条环形的红砖路，拔掉门闩，把门打开到刚能看到来人的程度。
“我是拉蒙·凯利。我跟弗洛瑞斯先生约好的。”
那男人长得又矮又胖，穿着黑色t恤衫，外面罩着一件有好多口袋的马甲。手枪的肩带边从背心空挡处露了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拉蒙也搞不清楚这人是想让他进去还是要“砰”地在他面前把门关上。终于，那男子向后退了一下说：“进来吧。”
“谢谢。”
凯利以前也去过不少墨西哥有钱人的家里，但这里装饰的华丽仍让他吃了一惊。门厅的地板是亮闪闪的红白双色手切大理石的，一件黄铜敲制成的艺术品占了一面墙；凯利认出它一定是来自米却肯，印第安塔拉斯卡人用来供奉神明的杰作。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两把交叉的剑，让凯利记起墨西哥国歌里的词句，“墨西哥人，备好你的剑和马鞍，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这儿等着。”那人说完，就穿过一条小过道，消失在过道尽头的门后。拉蒙局促不安地等着，不停地倒着脚。他忽然为自己的着装不自在起来：牛仔褲、蓝条纹工仔衬衫、牛仔靴、浅驼色的风衣。也许他该穿上……
“凯利先生。”
凯利回身看到奥斯瓦尔多·弗洛瑞斯正走过来，向他伸出手。他人很高，穿着海军蓝的运动上衣，灰色宽松褲，褐色带穗的便鞋，蓝绿色真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