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在跑！”
“你是在爬！”
“你是在这儿火冒三丈地赶路！”
“你耷拉着肩膀像个熊包！”
“你是个麻木好战的女权分子！”
“你是个虚弱的领养老金的人！”
“你是令人厌恶、自以为是的母老虎！”
“你是自吹自擂的女权狂！”
“你什么吃的也不给做。”威尔在我后面喊道。
“我根本没想到这些！”我异常激动地回头大叫。
路上的行人都停了下来，不解地在后面看着我们。
“你从没有给我做过吃的！和你在一起我没有安全感！”
“可你从来就不在家！真是谢天谢地！”
“总得有人去挣钱！我忙得满头大汗，你是怎么感谢我的？”
“我—感—谢—你？凭什么？凭你让我怀孕？”
“唉，唉，唉。”一位老人摇着头说。
“你也太蠢了，准叫你不吃避孕葯？”威尔在地平线上喊。
附近人家的阳台门都打开了。
“你认为，我应该全身充满荷尔蒙，以便让你那毫无节制的慾望在我身上发泄吗？”
“你不是也很开心吗，你不承认？”
“我有机会比较吗？没有！”
“你是说你的性gāocháo是装出来的？”
“唉，非这样不行吗？”一个骑自行车的婦女厌恶地责备道。她带着买东西的篮子，自行车后架上还坐着一个小孩。
“我是演员！”我用最后的力气大喊道。
这是自我们共同编写剧本以来我们之间所进行的最适合拍电影的一场舌战。
《独身幸福》正是如此。
影片的第一场戏。
可这是今天的情况，我们无法把我们的语言和动作写进剧本了。其一，隔了五十米的距离还要编写可以付印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对话是内心的自然流露；其二，我们两个都不会使用那个该死的口述机。
我的第一次作品朗读旅行是去施瓦本。
那位可爱的女书商在电话里连珠炮似的用施瓦本方言向我表示，她正高兴地期待着我去内卡河畔的萨巴赫朗读作品。她还说要到斯图加特站来接我。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坐上了火车。
外面万物复苏，花木发芽开花。莱茵河像一条蓝色的带子躺在种满葡萄的群山之问。河上的游轮冒着烟，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如果不算那几次只住一夜的汉堡之旅，这是我第一次不带孩子出游。
现在，我可以有两周时间独自旅游了。
一种少有的、奇怪的感觉！预期的快乐并没有出现。火车刚刚从科隆站开出，内疚、想家、想帕拉以及对孩子们的思念就一起涌上心头。
我并没有去餐车结识一位独自旅行的先生，和他一起纵情地喝一小杯香槟酒，而是悄悄地带着我的小箱子来到最后一节车厢，那里不会有人打搅我忧郁的思绪。
孩子们没有媽媽了。
没有爸爸和媽媽了！
我平生第一次离开他们！不就因为我取得了那点可怜的成就嘛！不就为了去遥远的施瓦本自吹自擂一番嘛！
现在好了，他们不再孤单了。
他们有帕拉、阿尔玛·玛蒂尔和埃诺。
我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家。
真奇怪，帕拉那么快就取代了母親的位置！不过也有人说，这对可怜的小家伙不利！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孩子们四个星期前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在教育方面很有权威的杂志《成才与堕落》的自由撰稿人弗里茨·费斯特先生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我们对帕拉的信任超过任何别的人。这是很难得的。仅仅四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她了。
我们无法想像生活里没有帕拉将会是什么样。甚至连威尔也不例外。他也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在帕拉那儿寻求安慰和帮助。昨天我正好碰上他用指头在刮碗里的巧克力布丁。他当时站在厨房的餐柜旁，那里是我们想靠近帕拉时常呆的地方。他向帕拉讲述着他在加勒比海岛屿上的经历。帕拉给他切了几片面包，并且为他熨了两件衬衣。
威尔后来飞往柏林，去挑选合适的演员了。
傍晚，帕拉和我单独呆在厨房的桌子旁。
我给了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出于我和孩子的感谢，也作为礼物，我另外又送给她一条赫尔墨斯牌围巾。
我还把孩子们画的一张画交给了她，上面有几行字：
親爱的帕拉，谢谢你来到我们身旁。
“你？”帕拉问。
“当然。”我说，“您以为孩子们会以‘您’相称吗？”
“那么希望我们也能以‘你’相称。”
“好的，”我说，“我们就以‘你’相称。”
说完，我们坐在餐桌旁一起喝香槟。
“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
“是的，”帕拉说，“我也有这种感觉。阿尔玛经常提起你们。”
“你是怎么对我们这个家感兴趣的？”我好奇地问。
帕拉告诉我，她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家庭里干过活，其中有商务顾问、内阁大臣、外交官以及政治家。她一共带大了十三个孩子。当其中最小的孩子也上了中学时，她当时所在的部长一家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她在他们家只能干点擦擦洗洗的活了。于是，他们在《时代精神》报上登了如下一则广告：
为我们的女管家找一份新工作。多年来，她在处理家务、教育孩子等方方面面让我们心悦诚服。如果您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最好别给我们答复……
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
除了特劳琴姑媽。
她认为，教育孩子不能为时过晚。
特劳琴姑媽独自住在城郊森林边上一个长满青藤的别墅里。阿尔玛和小埃诺是她唯一的親戚，因此，她当然与他们以及帕拉都建立了一种相当親密而坦诚的关系。
这我很好理解。尽管认识帕拉才四个星期，我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親密、坦诚的关系。
问题在于，帕拉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应变能力，去忘记特劳琴姑媽的特点而适应我们家的要求。我不认为特劳琴姑媽与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充其量不过是喜欢同一家饭店而已。
帕拉在这座长满青藤的别墅里除了打扫蜘蛛网、给特劳琴姑媽读书外，还干什么？这我不知道。帕拉在谈到过去的时候，总是非常谨慎、简洁。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家里当然要特别谨慎。这种谨慎我应该珍惜和学习。
“但是，你每天都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整天在别墅里擦擦枝形吊灯上的灰尘、整理整理园中的菜地吗？”
“不。”帕拉说，“特劳琴姑媽家还有清洁工和园丁。”
“噢，明白了。”我说着很快地喝了一口香槟。
“不过，这花园里总有很多活要干。”我想当然地说。这时帕拉重新斟满了酒杯。
是的。绿篱、草坪上的杂草长得很茂密。我本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更谈不上修剪花园的技术了。站在那里挖地，看看是否有蚯蚓，这可不是我干的事。我幻想着管理花草的园丁先生和他尊贵的夫人在我简陋的房子和花园里干活的情形。
为什么不呢？
现在我有钱了。
如果用钱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什么一定要穿貂皮、购买橱窗里二百马克一双的名牌鞋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问问他们，看他们是否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当然，”帕拉说，“这我已经想到了。”
“他们干什么呢？……我是说，特劳琴不在了，这些高贵的法国农民靠什么生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们暂时照看房子和花园。”帕拉说着，呷了一口香槟。“我们把房子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一定是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公司。”我说。
“是的。”帕拉说。
然后她很谦虚地顺便补充道：“温克尔一家、维勒夫婦和我共同继承了房子，但是我们都不愿住。”
“什么？”香槟呛着了我。
帕拉是这座别墅的三分之一主人？而她却在我这儿当保姆！
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她似乎要抓起那条傻乎乎的赫尔墨斯牌围巾擦桌子，然后在尖厉的笑声中用它捂住我的耳朵。
“帕拉，”我说，“您……您可以不必工作！您为什么还到我这儿来干活？”
我做了一个包含一切的手势，指了指我的家：寒酸，狭小，地上铺着乐高塑料块，钢琴上散落着面包屑，图画书满屋子飞，工作室在车库里，门前停着生锈的小三轮车。
“因为在这里工作有乐趣。”帕拉说，“我喜欢你的孩子，也喜欢你。我很敬佩你。你本来也可以靠你的小说收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不必去忙各种杂事。”
“我可不想整天呆在家里。”
“离婚女人都是这样的。”
“那多无聊！”
“我也这么认为。你想知道我们俩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当然！”
“我们俩都在做自己擅长而且喜欢做的事。”她笑了，试着消除我的戒备。
“但是你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我说。
“是吗？可你也大可不必写书、拍电影、去各处巡回朗读你的作品……”
“威尔拍电影，”我打断她，“我只是在一边帮点忙。”
“我们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帕拉说，“你是母親，我只是在旁边帮点忙。”
“回家后你干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你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得回家了。”帕拉看了看钟。
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下。
“好吧，明天早上八点？”帕拉问，“我带上自己的被褥。”
“好的。”我说，“明天早上八点。再见。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今天早上她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事情就这么简单。
现在，我必须调整我的情绪，去适应欢快的气氛。
调整情绪有时要比调整人的想法更难。
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已经醉眼矇眬，可我还没有醉。我盯着窗外，试图理解我生活中的变化。
半年前，我还穿着皱巴巴的牛仔褲和带污点的毛衣，在租用的三间住房里爬来爬去，低头寻找落在沙发下面的乐高塑料块、面包屑和粘在地上哄孩子用的奶嘴。
现在，我正昂首阔步，开始扬起生活的风帆！而且——这是最重要的——我完全一个人造好了向上攀登的梯子，一步一步地顺着梯子往上爬。刚开始时小心翼翼，因为梯子仍在晃动。那时有埃诺和阿尔玛帮着把梯子扶稳。现在我已经能从母親和家庭主婦生活的天窗看外面的世界了。
爬到外面去？试一次？如果不成功，可以顺着狭长的屋脊爬回来。我会头晕吗？会摔下来吗？
帕拉会扶住我的，她会再次扶我走进来的。
孩子们应该与他们的母親在一起，这是弗里茨·费斯特的训诫。
干脆把孩子带上也许会好一些？
不行，如果是那样，这次旅行的负担就太大了，行程就太匆忙了，而且还不得不做出大量妥协。
可我多么希望孩子们待在我身边啊！
我是因为思念他们才产生这种念头吗？还是因为良心发现？
我原本就打算把孩子们带在身边吗？还是认为孩子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好呢？帕拉的照顾就是他们的环境。她一开始就成了孩子们的第二个母親。我放心地往座位后面靠了靠。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正常。再说，两个星期过得很快。我很快就会回家的。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美茵茨到了。
我打开车窗，看站台上过往的人流。现在想点别的事吧！
分隔间的门开了，一位皮肤黝黑、身穿薄荷绿色超短迷你裙、脚上穿着有缝长筒袜的妙龄女郎走了进来。她一手拿着压皱的香烟盒，另一只手拎着一只小巧的名牌箱子。她那精心做过的、有些夸张的狮子头发型发着深蓝色的光。我极不情愿地把放在对面座位上的报纸收了起来，把我的七件行李往一处拢了拢。女郎的手指上戴着十到十二个笨重的金戒指，它们正闪着珍珠的光芒；而手腕上马口铁做的手镯则在丁当作响。
我万分惊讶地发现，在她背上的襁褓里还有一个婴儿。
我跳起身去帮她接背上的孩子。天哪！一个婴儿！这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我本能地把手伸向襁褓。我认为这位被戒指武装的女人完全能够自己把名牌箱子塞到衣帽架上去。那婴儿的面部有些擦伤，而且很不干净，几块软乎乎的饼干和果汁、残余的奶汁混在一起，粘在脸上。襁褓摸起来有些潮濕，各种怪味从里面冒出来，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苏姗娜家里的耗子尿味。
“您不下车吧？”漂亮女人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一边冒着衣服被坐皱的危险，重重地坐在了二等车厢里被磨损了的座位上。
我抱着又濕又冷的婴儿，一筹莫展地站在一旁。
“我到斯图加特。”我说。
“噢，那太棒了。”穿薄荷绿色裙子的少婦说，“我急着抽支烟。”
“您手上不是吗？”我说着，指了指那盒华丽牌金色小烟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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