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眼里热爱她，而且这种爱与日俱增。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邻居和婆婆。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比埃里莎·施密茨更好。
当阿尔玛·玛蒂尔或埃里莎·施密茨不在家、我和孩子不可避免地要同埃诺在一起时，他就买来一大堆录像带。要是埃诺“想和媽咪不受干扰地谈话”时，他就把带子[chā]进录像机。但因为他每次都想和我不受干扰地谈话，所以孩子们一听到他在楼下门前的停车声，就把电视机调到看录像的频道上。
我享受着同埃诺在一起的时光。只要对我日常生活中所遇问题有解决办法，他就马上给予解决。且不说他用所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丰富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只要我需要，他还会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帮我做事，大大超出我所需要的程度，有时超出五倍、十倍，甚至还要多。
“不错，不错。”当我再次把孩子放到阿尔玛·玛蒂尔那里，想去一家新开张的灯具店购物时，她说，“您日子过得蛮不错嘛，弗兰西丝卡。那时候，就是在战后，我也很需要朋友和帮手。你们放心地开车去吧，可要好好地利用你们的时间哟。”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嫉妒。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想私下里问问她，要是我不同她的埃诺结婚，她是否会生我的气。可慢慢来，别着急，我不想失去埃诺，也不想失去他那好心的母親。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你只要想想这个背景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不想这么快就失去这么一位长着两个大rǔ房的、善良的母親。
当我们从灯具店返回时，孩子们一个个面颊红润，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玩耍着。这是一幅多么迷人的画面啊，几乎就像古代历史连环画中经常描述的那副样子。
阿尔玛·玛蒂尔此时已经爬上阁楼，从箱子和鞋盒里翻出了埃诺小时候玩过的蹩脚玩具，有小木马、乐高积木、可塑橡皮泥、火柴盒、栗子、彩笔和橡皮套圈。其中有一块写字的石板，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两个孩子。
我觉得这一场面太感动人了，真想自己也坐过去，用栗子做个小玩意儿。
使我没有跑过去的原因是：阿尔玛·玛蒂尔还给我的孩子穿上了埃诺小时候穿的旧皮褲子、五十年代的法兰绒衬衣，以及灰色的粗棱纹长筒袜。
小维利穿着这些东西还有些晃里晃蕩的，可大儿子弗兰茨则正好合身。
这两个不合时宜的摩登牺牲品天真无邪地望着我。
“哈哈哈，多迷人哪！”我出于礼貌地说。可埃诺却说：“媽媽，非得这样穿吗？”
我们无可奈何地相视而笑。
“这些东西是从褐色箱子里找到的，”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它们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的天哪，时光过得太快了！”
“是呀，太快了。”我说。埃诺也附和着，说生活有它讨厌的一面，那就是老在前进。
我爽朗地笑了。
“不是吗？弗兰西丝卡。这些东西您喜欢吗？”阿尔玛·玛蒂尔显得很高兴。
“真漂亮，”我说，“非常迷人。”眼下这种情况对我的表演能力又是一次挑战，可我巧妙地驾驭了它。
“我把它们都送给您。”阿尔玛·玛蒂尔马上说。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一个结实的蓝色大袋子，把这些东西塞进去扔掉，要么把它们放到阁楼里，要么就送给红十字会。
“我还有很多呢，您过来瞧瞧！”
她领着我来到客厅。只见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和沙发椅上摊满了她儿子小时候用的所有衣服，从带有胡萝卜汁的旧婴儿服，到有着水兵服衣领的做坚信礼时穿的磨砂服，以及七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流行服。最有意思的是两件阿尔玛·玛蒂尔自己编织的橘黄色圆领毛衣。
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这位老人真叫人感动。四十年来她一直精心收藏着这些旧东西，可现在，她却自愿把它们送给我弗兰西丝卡·赫尔这位地位低下的外来小人物。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她对我的信任和爱护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这些衣服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不完全符合当今被称之为时髦的标准。我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已经穿着埃诺的脏褲子，坐在人行道上又哭又叫，因为他们的小伙伴丹尼埃尔、斯巴斯蒂安、阿列克桑达或凯温都不想和他们玩了。
我在考虑着把这些东西埋在哪个地窖里更合适。四十年后我会再把它们郑重地交给我那现在还没有来到人世的某个叫朱丽叶、丽萨-玛丽或阿妮-克里斯丁的儿媳婦。一想到这一还未降临人世的生命，我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灾乐祸感。
阿尔玛·玛蒂尔做好了饭。我们一起把那些旧衣服重新塞回旧衣袋之后就各就各位，坐到阿尔玛·玛蒂尔的圆饭桌旁。我们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瞧瞧我们的新居，一会儿看看两个正在心满意足地大嚼大咽的小埃诺。
“对面正在忙着呢。”阿尔玛·玛蒂尔说，“每天早晨七点他们五个人过来干活，我总通过厨房的窗户看一看他们。十点钟他们休息，然后我就给他们送一壶咖啡和几片夹心面包。这几个人都挺好的。”
这几个“好人”都是埃诺以前的委托人，他曾经为他们打过离婚官司，帮他们摆脱了那些可恶的女人。他们都很乐意到我们这儿工作，因为他们热爱埃诺，觉得应该对他表示感谢。
饭后，我到了对面，想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当我们走进通风的屋子时，里面到处散发着灰浆、粘土和砂浆的味道。除了外墙没动以外，那些来自埃诺事务所的感恩戴德的摆脱了婚姻苦恼的年轻人正对房子进行全方位施工，该修的都修了。教堂式的玻璃窗已经去掉，隔板也已拆除，被砍成便于使用的木块，整齐地堆放在花园里。孩子们立即在灰浆盆和成堆的旧墙纸里噼里啪啦地玩了起来。
“媽媽，快把孩子从这儿弄走！”埃诺喊道。
阿尔玛·玛蒂尔立即照办。她用甜蜜的诺言把维利引开，不顾他又喊又叫，让他放下了钻头。弗兰茨偷了一把折尺，那动作就他这个年龄来说绝对是老练的偷窃招数。他把折尺变成一根鞭绳，在出去的时候用它抽了一下阿尔玛的屁股。居然没有人发现，当然除了我。我瞪了他一眼，于是他乖乖地让阿尔玛带走了。
我觉得这一切太美好了，一切都进展顺利！每个人都在这一幕轻松愉快的喜剧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祖母带走了孩子，爸爸当总指挥，工人们在工作，媽媽在惊讶和欢呼：啊！可有一个带嵌入式家具的厨房了！
“这儿一下子变得这么亮堂了！”我惊讶地欢呼着，声音碰到空蕩蕩的墙上，发出了回声。
“你在这儿安一个带有高凳的吧台。”埃诺说，“这样，你做饭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就能看到你了。”
是呀，我现在就好像看到他们三人穿着油乎乎的法兰绒衬衣，戴着满是灰尘的毡帽，懒洋洋地坐在吧台旁，正在贪婪地用勺子敲击着吧台的大理石面。而我呢，却在急急忙忙地用颤抖的手做煎土豆，剁洋葱，眼睛里流着家庭婦女那种失望的眼泪。
“你是说，我做饭时？”我意味深长地反问道。好像我已经默许了和我离婚事务律师先生不久要举行家庭联合似的！我想防患于未然，借各种机会打消别人的这种印象。不，我不想做饭，无论如何不为埃诺做饭。他的母親可以为他做嘛！而且她能做得更好！另外，我也害怕出丑，因为我不会使用遥控洋葱切削机！据说这种机器操作起来很简单，在晚上就可以用遥控器事先把切削时间、刀片强度和洋葱片的厚度编好程序输进去，要是你正好需要切洋葱，甚至还可以用传真从汉堡遥控。即使在行使的市际特快列车上，也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传真，借助这儿这种可笑的连接线（弗兰西丝卡，你这家伙可是有这方面的毕业证呀）使用洋葱切削机。当然，事先要往经常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输入洋葱厚度的密码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
我想到了维也纳森林，想到了房子位置的重要性，然后就一声不吭了。
我们走过厚木板、电线和胡乱放置的钻机，在房间里这儿摇摇，那儿敲敲，每次巡检完毕就互相赞许地点点头。
“一定会修得很棒的。”我说。客人用的厕所也拆掉了隔墙，那毫无光泽的美标牌洗手盆、令人恶心的美标牌抽水马桶都已经被拆掉，连同深绿色的瓷砖放到了花园里，成为一堆垃圾，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有利环保的排污标准了。
埃诺赞同地点点头，然后说：“咱们一起去楼上看看吧。”
在楼上的洗澡间里，工人们正在凿房顶，发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你们好！”我高兴地向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喊道。伴着从粘满糨糊的收音机中传出的吉他声，他们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挥了挥锤子。
“俺们可不想凿科隆教堂哩。”
“您好，温克尔夫人。”一位工人说。其他的工人打量着我，毫不掩饰他们的高兴心情。我们离婚事务律师先生未来的夫人就是这副样子，与我们想像的那种新发迹的女人可是大不一样。
“我叫赫尔。”我自我介绍说。这下可引起了一阵迷惑。
“弗兰西丝卡，你看这儿！”埃诺很快地说道。他担心我会给这些先生们解释我俩的复杂关系，解释我的名字，更糟糕的是，我可能还给他们解释我那现在还有关系的、在法庭和上帝面前始终还合法存在的丈夫的名字。
“咱们叫他们在这儿凿出一个角来。”
“要不要事先征得建筑局的批准？”我问道。埃诺拉着我的袖口来到一个角落。以前这儿放置的是发黄的浴缸、美标牌水龙头和美标牌淋浴头。他嘘声对我说：“这与他人无关！”
工人们从钻机后面探出头来，往这边看了看。
“要是建筑局不同意，到时候你还要重新拆掉的。”我也嘘声说。
“我会弄到批件的。”埃诺低声说，并轻轻地把我拉出了浴室。“我认识建筑局的主管，明白吗？”
“明白。”我后悔地说。他当然经常同建筑局那帮小伙子一起去洗桑拿浴，同他们屁股挨屁股、汗流浃背地谈判建筑许可证或诸如此类的事。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又用这些婦人之见的愚蠢问题和庸人自扰的意见使他生气了。女人对这种事一窍不通，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还得看看能否淋浴。”埃诺说，“怎么也得在里面能转开身才行。”
要是埃诺在里面能转身，那我可就惨了。那头名叫本亚明·布律姆星的好脾气胖大象的身影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它总是撑破公用电话亭。
你还是在你自己的淋浴间里转身吧，我心想。可在这些正好奇地偷听的工人面前我不想挑起争端。
“孩子们的房间就保持原样吧，”埃诺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壁橱令人压抑。”我回答说。我对他还想着征求我的意见感到很高兴。
“你想叫人拆掉吗？这可是用真正的胡桃木做成的！”
可我不以为然，也可能是丁香木、桦木或野蔷薇木什么做的呀。不过，我觉得它们又笨又令人压抑。不管是人睡还是醒来，孩子们最好不要看到这些深褐色的木头柜。
“我最了解你了，你一定是想贴上一些米老鼠之类的图画吧。”埃诺嘲笑说。
“这主意不错。”我说，“把柜子漆成白色，隔板漆成红色，就像地下室大学生住的那间房子一样。”
“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我親切地说，“据我所知，是我而不是你要搬家，是吗？”
好了，我现在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也许感情有点太冲动了。
“随你的便。”埃诺说。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默默地走进了卧室。
“这儿最好放一张有镜子的立柜。”他又毫不气馁地重新接上话头，“我叫人按墙的大小量着尺寸做，这在光学上有放大的效果。”
哎呀，这可不得了。我仿佛看到自己每晚和埃诺在装有空调的罪恶床榻上行云雨之欢，并从镜子里欣赏我们赤身躶体、交颈叠股的情景。
“你没有想到也用玻璃镜装饰天花板？”我顺口问道，“这一定会产生某种迷乱的效果，特别是深夜向我们反射的时候。”
埃诺突然激动地抓住我的肩头。
“我们？你刚才说‘我们’？”
真该死，自投罗网。
“埃诺，”我说，同时努力保持着镇静，“我开了个玩笑。”
“可你是用了‘我们’这个词。”埃诺充满幸福地说，“你是认为我们在一起吗？”
我无可奈何地坐到一只水泥桶上，但又立即站了起来，因为水泥桶差点儿倒了。
“埃诺，”我感到屁股上又粘又凉，“你这段时间总在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偶然说漏了嘴，这也令人感到奇怪吗？”
“这么说你不想和我一起搬到这儿来了？”
“没有理由这么做！你就直接住在我们对面。埃诺呀，埃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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