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是用以感觉的，脑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这是中学生的常识。但是现在假如有个人说，肚子也会想问题的，那我想一定有人会觉得为荒诞不经，和太不合科学了吧。
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反对一成不变，永远不满足于公式教条的原故。说“肚子会想问题”这句话不科学吗？这就因为你脑子里的思想离了和肚子相关的实际，而变成了“纯思想”的原故，脑子的确是管思想的，但是谁在使它想呢？这就是肚子。
说“肚子会想问题”既不是诡辩，也不是笔者的创见。譬如宗教信仰，这都是属于思想——脑子问题的范畴吧，那么，马钉路德不早就说破了吗？“什么是上帝，就是我们的肚子！”
举马钉路德的例子也许太僻，那么举眼前的例子吧。长春的守将曾泽生为什么“起义”的？郑洞为什么投降的？谁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当然是蒋介石强迫他们“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层想，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投降”的思想而终于转化为行动的，不就是这四万五千多人的肚子么？新华社长春观察家在评述蒋介石“手令”的时候说：“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张惶失措。当时长春的民守军虽未全成饿莩，也已和饿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军队怎么能“突围”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种种不通”在此，“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守军”与尚未成为饿莩的守军的差别也在于此。蒋介石的“手令”、“军纪”、“制裁”之类，对于还没有“成为饿莩”的将官和士兵，多多少少还可以起一点作用，可是对于“差不多已经成了饿莩”的这四万五千多人，就不仅一点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后外报纸上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长期的饥饿影响了守军的士气”，士气是什么？是作战精神，是一种属于脑子范畴的精神状态，于是这也就等于说，使他们决定起义和投降的不单是脑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们相信唯物论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应该把它归纳到物质的根源。而其实，每一个不尚空谈而尚实际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譬如说“饥饿影响到士气”，“要打胜仗一定先要给士兵吃饱”，这些都已经只有蒋介石之类的人才不懂的常识，换言之，就是饥饿要影响士气，肚子要指挥脑子。可是再进一步，假如说肚子不仅要指挥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变一个人的格、行为、态度、习惯、仪表、礼貌，……那么不经过“科学的”说明，也许又有人会不相信和不赞成了。很多人将“格”解释做运命，片面地把它归结到“人种学”，“优生学”，“遗传学”的范围，于是“彬彬有礼”被认为书香子弟的特有格，而“粗鲁笨拙”成了工人农民的先天特征。真的是这样吗？偶然在杂志上看见的一个科学实验证明了这种说话的荒诞不经。
今年三月份的美《临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约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关于肚子和格的实验报告，用极其浅近的文笔和实验方法，证明了肚子问题对于每一个人的“品”所起的巨大影响。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米纳索它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战者”作为天竺鼠的代替物，举行了一次最实际的、以健康的活人为试验品的“饥饿对于人所及之作用”的观察。最初三个月，让这些实验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罗里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人的每人每日营养量为二七○○加罗里，德则为一五五○加罗里）。三月之后，在作为正式实验期的六个月之内，每人每日给以一七五○加罗里的营养，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们所开的那张菜单来看，早餐是煎饼，糖浆，苹果汁，玉蜀黍面包，果酱，晚餐是洋薯汤，牛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分量有限定，单靠这一千七百五十加罗里的热量是维持不了一个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这样，实验一开始，饥饿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进餐排队的时候，尽管没有人要挤掉他们，可是谁也紧张地谨守着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个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对周围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张开两臂，对分配了食物的盘子，采取了防卫措施。这些“良心反战者”大抵都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谨严的教士，可是到了这种场合，他们便不再理会什么礼貌作法了，吃完之后，就用头去舐干净盘子。再留心注意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相互间一见面就谈起吃的东西，沉默下来的时候，盘据在他们的脑子里的“白日之梦”也只是食物、烹调法和旅馆里的菜单之类而已。
除出这种思想的领域之外，肚子问题还作用到他们的日常的习惯生活，他们渐渐的对于每天的刷牙齿，刮胡子不感到兴趣了，甚至于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头发，于是，其结果是每个人都变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实验室里，六个月之后，他们的仪表和癖动作，也几乎和集中营放出来的囚徒相仿佛了。在这里对于心理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