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做啥用的？即使充分去发挥想象力，也是一抹黑。应该承认，最初翻译这一名词的人，真可以算得上学贯中西，‘club’和俱乐部不仅意思贴切，声音也很相似。——那时，我只能按照祖文字的字面涵义，望文生义：‘俱，是都，是在一起的意思；乐就是快乐、欢乐的意思；部就是部落的意思。所以俱乐部可以解释为一群人欢欢乐乐地聚在一起的部落。’我当时实在是贫乏，脑子里联想到的竟是电影里非洲原始人的部落。又有个钳工提问：有多少人才能算是一个俱乐部呢？我讲：那就不一定了，三、五个人，几百人，几千人，十万人都能组成一个部落……唉！我最忌讳叹气，也止不住要长叹一声。我们老祖宗的金玉良言讲得真是好呀！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特别是有人喝彩，你就会快乐地信口开河了。我这个小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名人，至少成了我们车间、我们厂里的名人。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炫耀我的浅薄，死也想不到从此就种下了祸根。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有些人在‘帮助共产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和工人阶级领导权挑战。我们工厂的工人们虽然都搞不清是啥个事，也都大吃一惊。这还了得！竟敢向共产和工人阶级挑战！接着就召开各种会议，声讨起右派分子来了。因为右派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我们是应战的阶级，而且有强大的共产，伟大的毛主席，贫下中农、解放军支持我们。所以表现得特别激昂慷慨，敌汽同仇。等到7月1日，毛主席又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的时候，我们的批判就显得雷声大，雨点小了。我们全厂都没有订过一份《文汇报》，当然找不到《文汇报》的方向是东南西北，批判些啥？……
[续淡出上一小节]只好多喊口号，少发言。8月9日一早全厂通知：下午停工开批判会。我吃了午饭，实在困得很，想逃会。当时批判会特别多，尤其是全厂大会，我曾经逃过一两次，谁都不晓得，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躺在上睡着了。睡梦中只觉得有人一边推我，一边叫：快起来，开会了！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车间支部书记。我既感觉到受宠若惊，又很不好意思。连忙爬起来就跟着他进了大饭堂，我们厂的大饭堂还兼着大礼堂的神圣使命。就像是京戏里的大名角出场一样，我一出现，全厂职工给了我一个碰头好。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强音劈头盖脸地向我压过来，我真心诚意地以为这是5月15日晚我朗诵裴多菲诗句以后的一次重复。我稍稍定了定神，觉得不像是‘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听听，是喊口号的声音。再听听，口号里居然有我的大名。这样一来，我就有些茫然了。即使我再没有自知之明，也不会想到他们喊的是‘丁某人万岁！万万岁！’可也不至于是打倒了某人吧？等我心凉胆战地再一听，那就不能以茫然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了。我真是百思而不可解，如同晴天霹雳，果真是‘打倒丁某某！’‘打倒右派分子丁某某！’当年我的灵敏度还是很高的，脑子一秒钟至少能想三个为什么。右派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我是个青年工人，工人阶级里哪里会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对！我走进会场，找了一张凳子就要坐下来。屁还没有挨到凳子，就听见一片怒吼：‘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一片怒吼让我懂了：不是不对，是没错。是也是，不是也是。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立即笔挺笔挺地站在我本来的阶级弟兄们面前。接着，发言者争先恐后，举手之踊跃，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怒，是我有生以来所仅见。我的脑筋又运转了一秒钟：为啥我是批判对象？我有啥反动言论？他们发言的要点是什么？这才认识到要冷静下来，听个究竟。一刻钟下来，我在他们的踊跃、激烈、愤怒之中，才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逻辑线索来。即：当今世界，有一个资产阶级恶魔叫非多非，这个人计划来我们社会主义中搞破坏，要组织一个野蛮人的部落，而丁某人向他保证，可以为非多非发展十万个会员。我当然明白，无风不起，风就是我5月15日在车间学习会上，做的关于裴多菲的介绍。可我的介绍是根据查来的资料呀！严肃、认真，而且客观。即使是解释有错误，只能是我的平有限。既没有认识问题，更没有态度问题。仅仅一个半月，事情哪能会变得面目全非了呢？荒诞而且滑稽。不能自圆其说嘛！我以为越荒诞就越容易解释清楚，谁晓得越荒诞越难解释。我相信一个半月前听明白了并表示欣赏的大有人在，掌声就是明证。时至今日，他们都到啥地方去了呢？人！当你站在弱者一边的时候，是多么软弱啊！当你站在强者一边的时候，又是多么凶狠啊！他们根本就不允许你解释，只允许你认罪。毛主席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句话圆满解答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而且四十年来，无一日不心悦诚服。所以，在文革中听到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暗自得意。——注意！我说的是暗自，可丝毫都没有表露出来。看起来，我比林副主席早觉悟将近十年。”老丁说到这儿，脸上竟会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来。
“有一个好政策，‘批判从严，理从宽’。大会、小会以后，并没给我戴反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按中央的所有书面文件和领袖人物的讲话精神：工人阶级中间的的确确不应该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车间支部和厂委实在没法向上级委起草报告。口头汇报上去，请求上级委指示。上级委就是上级委，当然有明白人。很快，正确的指示就下来了：够不上分子，他不还是个人吗！给他定个‘反反社会主义人’不就可以了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注释：劳动锻炼和劳动改造是有区别的。问题迎刃而解！我下放的地方是长江出海口中间的崇明岛上，天高地厚，崇明岛仍然隶属于上海。让上海人离开上海就像让吃的小毛头离开娘的*头一样痛苦，崇明岛隶属于上海，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实，由此可见我的地理知识贫乏到了极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看到，听到的世事越来越多，越觉得后怕，也不但是后怕，在后怕中还有那么一点点快慰。一个如此浅薄、如此贫乏、如此卑微的人，一不小心，会犯下如此大胆、如此深刻、如此严重的罪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冒一身冷汗。我的言行竟然和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联系到一起了，多年以后才了解到，裴多菲俱乐部原来是布拉格之春的产物，布拉格之春的倾向一直发展到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的解。同时也看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他老早就预见到了！可惜，他老人家过世太早，否则，际共运的局势绝对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因为毛主席一定会力挽狂澜，成为名副其实的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
“您……”我断他的话说：“您这么大的年纪，病病歪歪，还如此关心际内大事，不多见。”
“差矣！你千万不要误解，后半辈子我啥事都不关心，只是看看、听听、想想，连讲都不愿讲。也没人听我讲，唉！没人听我讲！今朝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话就像下坡的车，停不牢了。我从1957年以后，有了一个优点，也只有这么一个优点，就是自知之明。我很清楚，我是啥？在梦中，我永远是大丛林里一只顶小顶小的蜂鸟，卷起一片树叶就是我的小巢，关心啥？关心有啥用？啥事要你关心？我尽量想缩在我自己的小巢里厢，不让人看见。偏着小脑袋向外张张，看着丛林里的大象。狮子、虎。豹、豺、狼、熊、狐、鼠、兔，无休无止地格斗。我知道它们比起我来，都是力大无穷的庞然大物。可是，我在树上、高、暗，它们就显得非常渺小了。于是我就有了一些满足感，没有让精神和躯壳的轻重悬殊太大，而使得我生命的天平过于倾斜。我看见，它们在枯枝败叶上纵横捭阖，殊死搏斗。我特别欣赏猕猴争王，有时是众对寡的围剿，有时是一对一的撕咬，成者为王，败者为贼。为贼，为王，谁也免不了一亡。动物，只要是能动的物，就不太平。小到蚂蚁也要诸侯割据，列阵对垒。一个军团对另一个军团，日夜鏖战。沙丘、土堆、树干，都是他们的战场。俨然春秋战，一如人类攻城掠地的战争，小溪横陈似江河，雨点溅落如山崩。实在有趣得很！像我这般小的动物，对它们拼杀的最终目的都难以理解。所以……
[续淡出上一小节]，我既不觉得珍馐美味好吃，又不觉得名牌洋服阔绰。一只蜂鸟一顿只要一粒花籽，足够了！我现在只有三大嗜好，一个是抽香烟，只抽牡丹牌，因为价钱对于我比较适中。香烟可以帮助我悠闲地沉思瞑想。俗话讲得好：‘饭后一支烟，快乐似神仙。’不无道理呀！我当然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一百个医生一百个反对抽烟，他们谆谆告诫烟民：你们会因为抽烟付出沉重的代价，会生肺心病。气管炎。肺结核、肺癌。而我觉得，抽烟和赴宴、剪彩、演讲、呲牙咧嘴等着记者拍照、生病、吃葯、打针、拍x光片……等等等等一样，都是生命的过程。你的过程可以是轰轰烈烈地打仗，可以是辉煌灿烂地‘做秀’；为啥我的过程就不能是默默无闻地抽烟呢？当然，我绝不会在病房里抽烟。抽烟比打仗还要可怕么？枪一响，尸横遍野。抽烟比‘做秀’还要危险么？美有好几位总统都是因为‘做秀’，被人杀死的。我的第二个爱好是吃老酒，一般只吃‘尖庄大曲’，理由仍然是价钱适中。天天喝，在医院里也不例外。每天晚上，护士熄了灯，我就把酒拿出来了。我买来酒就换瓶子，把酒装进氯化钠瓶子里。不多，一顿三小杯。每天夜里三杯下肚，比一切镇静剂、安眠葯都要灵光。听人讲，海洛英和大麻都有造梦的功能，没尝试过，也不敢去尝试。老酒对于我，确有造梦的功能。在老酒制造的梦里，自始至终都闻得见酒香。蜂鸟的世界，诡秘离奇，彩艳丽，音响美妙……一觉醒来，浑身上下的骨头都酥了。护士查房，闻见酒味。我和她们‘捣浆糊’……‘捣浆糊’你懂吧？这是上海人近几年的新创造，这个词妙极了！虽然很难解释清楚，任何人都可以意会。其用途却是非常之广，且最具时代特。可以说，凡是精通‘捣浆糊’的人就能成为‘当代英雄’。我对护士讲：‘你闻到的是医用酒精的味道。’护士讲：‘不是，医用酒精没香味。’我讲：‘现在是商品经济，医用酒精为了促销，也要加香精的。’她捂着嘴巴笑起来，因为她当然晓得我在偷偷地吃老酒。我的第三个爱好就是听半导收音机。半导收音机帮助我听很远的声音，从而想象到很远的风景。无论什么电台我全都要听，中央台、地方台、外台，总而言之，全世界的电台只要我听得懂，我全都听。当然，主要是汉语，英语，我自学的英语，讲得不地道，可以听，能听懂三分之二……托改革开放的福，无论听什么电台都不算‘偷听敌台’了。如果我讲：我关心际大事是为了竞选联合秘书长，恐怕墙旮旯的蝉唧（蟋蟀）都要笑落大牙。我既不是心怀鬼胎，甚至也不是好奇。我认为，这也是生命的过程，我在生命过程中，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影响任何人。我听当天发生的事比看《史记》还要冷静，不仅从来没有足球球迷那种狂热，也没有足球球迷那种强烈的倾向。啊！甲队进了一个球，乙队紧接着也进了一个球，足球比赛嘛，不是你踢进，就是他踢进，再不然全都踢不进。明代中叶，泰州学派有一位学人、兴化陶匠韩贞，每当别人向他提到时事、世事，他就大叫：‘光有几，乃作此闲谈耶？’其实，他的骨子里依然是最狂妄的愤世嫉俗。不，我可‘狂’不起来！能够爬上岸，甩干身上的，躲进一个旮旯里，一面舔着伤口，一面把新闻当故事听，这难道不是落狗的幸福吗！有人一想到1957年就哭之呜啦，我则相反，一想起1957年就笑嘻嘻。我这只小蜂鸟，想要组织一个十万会员的裴多菲俱乐部？！太伟大了！我都不晓得我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十万只蜂鸟！地球上还有没有十万只蜂鸟呢？嘻嘻嘻嘻嘻……”笑的声音大了些，他立即用他那枯树枝一样的手捂住自己的嘴。在他捂住嘴的时候，我听见病房里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年轻的女声，一个是极度衰老而含混不清的男声。女声像是训斥婴儿一样，男声也像婴儿似的和她顶嘴。女声：
“我不就是去撒了一泡尿吗！你嘟哝个啥。撒尿不行啊？我也是人哩！是人，就要拉屎撒尿。你不是也要撒尿拉屎嘛？你连拉屎撒尿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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