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山居士曹庭栋所著书，寒斋只有《逸语》十卷，《永宇溪庄识略》六卷，皆乾隆时原刻，《老老恒言》五卷有两种，其一为光绪己卯孙氏刻本，收在槜李遗书内，其二题光绪癸卯偶园刊本。案槜李遗书本孙稼亭跋云旧本罕存，金眉生得之私为枕秘，既而刻之乡塾，曾以一册见贻，因重校付梓，今偶园本有同治九年金氏序，文中恬字未避讳，板式行款及中缝上下鱼尾等悉与《永宇溪庄识略》相同，当系所云乡塾原板，后为偶园所得，改刻年代，此类事盖数见不鲜者也。《识略》卷六为识阅历，即自撰年谱，记文甚简，而事多有趣味。乾隆十一年丙寅下云：
“是岁著《逸语》，勿少懈。注及盗泉二字，未考所出，检《水经注》已终卷不得，忽风过几案间，揭开盗泉出处，乃注明之。”与孙渊如的《孔子集语》相比，《逸语》自觉谨严少逊，唯因此亦别有其风趣，注语多通达，如盗泉一节即是好例。《逸语》卷十，《州里》第十九引《尸子》云：
“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注云：
“盗泉，《水经注》曰，洙水西南流，盗泉水注之，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盖盗泉近孔子之居，孔子往来常过之，既不宿其地，亦不饮其水，故记者志之曰，恶其名也。愚谓不宿不饮，必有心恶其名而然，圣人不若是之迂也，盖暮矣可宿而犹可无宿，即不宿，渴矣可饮而犹可无饮，即不饮，行所无事而自出于正，特在记者窥测之，则以为恶其名耳。然学者苟即是说而推焉，亦足为慎微谨小之方也。”
曹氏自称慈山居士，《老老恒言》孙跋中云，园有土阜数仞，因家居奉母，命曰慈山，晚岁即以自号，年谱乾隆九年甲子下云：
“邑中有濬河之役，园艮隅余隙地，令堆积淤泥，人便之，更拆去北廊五架，尽为堆积地，数日间岿然成山，以恰值母寿，名曰慈山。尝赋诗，有时维二月九，春和气融漾，慈帏敞寿筵，适对兹山爽，兹山讵云高，我乡却无两之句。”此说慈山原始，更为详尽。跋又云，乾隆丙辰词科再启，君与兄古谦明经庭枢均以宏博特征。朱序云，己未丙辰两次鸿博，祖子顾少宰尔堪兄古谦明经庭枢皆就征，此盖为跋语所本，其实却未确。检年谱，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岁，十一月古谦弟生。丙辰词科与试未用者二百二人，中有曹庭枢，即慈山之弟，名当作廷而非庭，《识略》卷三识杂文中有《慈山居士自叙传》，末云，“名庭栋……初名廷，后改为庭，以示终老牖下之意云。”年谱乾隆元年丙辰条下云，是岁以孝廉方正荐，敦促验看，自问不敢当此，以病辞。查丙辰不就试者二十五人，其中亦无慈山名，可知所谓以宏博征亦是传闻之误。又年谱卷首载祖蓼怀公讳鉴伦，康熙己未进士。曹子顾举顺治壬辰进士，在康熙己未二十七年前，为慈山曾祖子闲之弟，见于《西堂杂组》。朱孙二君与慈山同里闬，而所记均不免有谬误，于此盖可见考证之难矣。
《老老恒言》有序跋，自述著作大意，年谱中所记亦更为实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十四岁下云：
“自秋入冬薄病缠绵，终日独坐卧室，著《老老恒言》四卷。”三十八年癸巳下云：
“元旦口占，爆竹声喧日上初，醒犹恋枕起徐徐，衰年自笑曾何补，四卷新编老老书。”又云：
“夏初发刻《老老恒言》，补著《粥谱》一卷，共五卷，岁暮刻工始竣。”年谱记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慈山年七十八岁，据金序称其寿至九十余，然则尚有十余年未记，亦可惜也。
我读《老老恒言》，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说是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所说多通达事理。著者在卷四之末说明道，总之养生之道惟贵自然，不可纤毫着意，知此思过半矣。卷二燕居中云：
“少年热闹之场，非其类则弗亲，苟不见几知退，取憎而已。至与二三老友相对闲谈，偶关世事，不必论是非，不必较长短，慎尔出话，亦所以定心气。”又同卷见客中云：
“喜谈旧事，爱听新闻，老人之常态，但不可太烦，亦不可太久，少有倦意而止，客即在座，勿用周旋，如张潮诗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可也。大呼大笑，耗人元气，对客时亦须检束。”此等文字一看似亦甚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孔子有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不必一定是钱财，官爵威权以及姬侍等都是，即如不安于老死，希求延年长生，也无不是贪得之表示。《恒言》的著者却没有这种欲望，自序称亦只就起居寝食琐屑求之，《素问》所谓适嗜欲于世俗之常，绝非谈神仙讲丹药之异术也。大抵此派养生宗旨止是啬耳，至多说是吝，却总扯不到贪上去，仿佛是杨朱的安乐派，出于道家而与方士相反，若极其自然之致，到得陶公《神释》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地，那也就与儒家合一，是最和平中正的态度了。
第二的理由，因为这是一部很好的老年的书。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很慨叹中国缺少给中年以及老年人看的好书，所谓好书，并不要关于宗教道德虽然给予安心与信仰而令人益硬化的东西，却是通达人情物理，能增益智慧，涵养性情的一类著作。此事谈何容易，慨叹一时无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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