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轻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瞿县（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1929年8月20日，鲁迅记于上海）
一
是阴历二月初，立春刚过了不久，而天气却奇异地热，几乎热的和初夏一样。在芙蓉镇的一所中学校底会客室内，坐着三位青年教师，静寂地各人看着各人自己手内底报纸。他们有时用手拭一拭额上的汗珠，有时眼睛向门外瞟一眼，好象等待什么人似的，可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这样过去半点钟，其中脸色和衣着最漂亮的一位，名叫钱正兴，却放下报纸，站起，走向窗边将向东的几扇百页窗一齐都打开。一边，他稍稍有些恼怒的样子，说道：
“天也忘记做天的职司了！为什么将五月的天气现在就送到人间来呢？今天我已经换过两次的衣服了：上午由羔皮换了一件灰鼠，下午由灰鼠换了这件青缎袍子，莫非还叫我脱掉赤膊不成么？陶慕侃，你想，今年又要有变卦的灾异了——战争，荒歉，时疫，总有一件要发生呢？”
陶慕侃是坐在书架的旁边，一位年约30岁，脸孔圆黑微胖的人，就是这所中学的创办人，现在的校长。他没有向钱正兴回话，只向他微笑的看一眼。而坐在他对面的一位，身躯结实而稍矮的人，却响应着粗的喉咙，说道：
“哎，灾害是年年不免的，在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内！近三年来，有多少事：江浙大战，甘肃地震，河南盗匪，山东水灾，你们想？不过象我们这芙蓉镇呢，总还算是世外桃源，过的太平日子。”
“要来的，要来的，”钱正兴接着恼怒地说：“这样的天气！”
前一位就站了起来，没趣地向陶慕侃问：
“陶校长，你以为天时的不正，是社会不安的预兆么？”
这位校长先生，又向门外望了一望，于是放下报纸，运用他老是稳健的心，笑眯眯地诚恳似的答道：
“那里有这种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自然底现象，而人间底灾害，大半都是人类自己底多事造出来的：譬如战争……”
他没有说完，又抬头看一看天色，却转了低沉的语气说道：
“恐怕要响雷了，天气有要下雷雨的样子。”
这时挂在壁上的钟，正铛铛铛的敲了三下。房内静寂片刻，陶慕侃又说：
“已经三点钟了，萧先生为什么还不到呢？方谋，照时候计算应当到了。假如下雨，他是要淋湿的。”
就在他对面的那位方谋，应道：
“应当来了，轮船到埠已经有两点钟的样子。从埠到这里总只有十余里路。”
钱正兴也向窗外望一望，余怒未泄的说：
“谁保险他今天一定来的吗？那里此刻还不会到呢？他又不是小脚啊。”
“来的，”陶慕侃那么微笑的随口答，“他从来不失信。前天的挂号信，说是的的确确今天会到这里。而且嘱我叫一位校役去接行李，我已叫阿荣去了。”
“那么，再等一下罢。”
钱正兴有些不耐烦的小姐般的态度，回到他的原位子上坐着。
正这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学生，快乐地气喘地跑进会客室里来，通报的样子，叫道：
“萧先生来了，萧先生来了，穿着学生装的。”
于是他们就都站起来，表示异常的快乐，向门口一边望着。
随后一二分钟，就见一位青年从校外走进来。他中等身材，脸面方正，稍稍憔悴青白的，两眼莹莹有光，一副慈惠的微笑，在他两颊浮动着。看他底头发就可知道他是跑了很远的旅路来的，既长，又有灰尘。身穿着一套厚哗叽的藏青的学生装，姿势挺直。足下一双黑色长统的皮鞋，跟着挑行李的阿荣，一步步向校门踏进。陶慕侃等立刻迎上门口，校长伸出手，两人紧紧地握着。陶校长说：
“辛苦，辛苦，老友，难得你到敝地来，我们底孩子真是幸福不浅。”
新到的青年谦和的稍轻地答：
“我呼吸着美丽而自然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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