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似乎把他的儿子介绍给人类。耶稣脚下，圣灵由白鸽象征着。周围四个天使捧着微微展开着的“四福音书”。
地下是宗教史上的伟人。其中有圣安蒲鲁阿士、圣奥古斯丁、萨伏那洛拉、但丁、圣葛莱哥阿、圣多马、弗拉·安吉利科。但要明白地指出这些人物是不可能的亦是不必要的；只有但丁因了他的桂冠，圣多马因为他教派的服装，我们可以确实辨认。
天线微微有些弯曲，并不是水平的。无疑地这是为透视的关系，似这条曲线同时令人感到天地的相接。实在，这是很有意味的枝节。
人物的群像组合全不是偶然的，亦不只是依据了什么对称的条件。其中更有巧妙的结构，如一种节奏一般。
两旁，在前景的人物都正面向着观众，其次在远景的人物却转向着圣体。上、中、下，三部人物的组合都有这趋向，所以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促成的。思想的步伐渐渐逼近主要观念。它的结果是：在迫近主题——圣体的时候，情绪愈趋愈强烈。
左方，看那老人把一本书指示给一个披着优美的大氅的美少年。一般人士说这是建筑家布拉曼特的肖像。他正面向着观众，但已经微微旋转头去，他的姿势好似在说，真理并不在书中，而在藏着圣体的宝匣里。在他后面，一群年轻的人半跪着。我们的目光慢慢地移向祭桌的时候，我们便慢慢地发现人物的姿势，举动，愈来愈激动，愈有表情。底上，一位老人在祭桌上面伸着手，极力证实教义。
右方的人物亦有同样的节奏。
但如果我们更从小处研究，还可看到构图中的别种节奏。莱奥纳多·达·芬奇，在米兰大寺的《最后之晚餐》—作中，把使徒们分配成三个人的小组，好似高乃依诗中的韵脚一般。这表示思想的宁静与清明。拉斐尔的节奏却更多变、更精巧。左方各组的分配是很明显的。第一景上的一组人物，以布拉曼特的肖像为中心；第二景上是以两个主教为中心，并且呼应那前景的布拉曼特。前后两景中的联络（亦可说是分界线）是跪在地下的青年。
对方的构图更为富丽。第一景的教皇和第二景的穿黑色长袍的人物中间的空隙正好是分界处。坐着的主教和教皇形成了第二景的中心。
还应注意的是在前景的素描比较为坚实。这亦是透视使然。但拉斐尔把教皇和主教们放在后景，而把哲人们放在前景亦有一番深切的用意；这样，我们于不知不觉间被引向天国，远离尘土。
在这样一张重要的、谨严的构图中，它的技巧亦是完美到令人吃惊。艺术家简直和素描的困难游戏。左方前景，侧着头指着画辩论的老人，他的身体：左臂、肩、腰、腿，几乎全是用省略法的。他侧着的头，微微前俯的亦需要极熟练的技巧。右方坐在阶石上的女像，伛偻着、蜷曲着，又是一组复杂的省略。
我们应当想到那时节距离弗拉·安吉利科的死还不过五十年。弗拉·安吉利科的人物的稚拙，证明在他那时代，一切技巧上的问题还未解决。马萨乔虽然在壁画的衣褶的装饰意味上获得极大的进步，但他二十七岁就夭折了，不能有更高深的造就。由此可见拉斐尔在素描上的天才实在足以惊人了。
至于大部分人物都以肖像画成，那是当时很普遍的风尚。多数艺术家都把个人的朋友或保护人画入历史画。固然，这些人物往往是不配列入这伟大的场合，获得极荣誉的地位。然而在今日我们全不注意这些，我们所称颂所赞叹的名作，全因为它的造型美，而并非为了它所代表的人物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地位。相反，在许多超人的圣者、使徒、神明、天使中间，遇到若干实在人物的肖像，反予我们以亲切的感觉，因为他是凡人，曾和我们一样地生活思想过。
此外，壁画在本质上必须要迅速敏捷地完成，逼得要省略局部，表现大体，尤其是强烈的个性与独特的面目：由此，壁画上的肖像更富特殊的意味，为画架上的肖像所无的。
为明了这种情状起见，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在拉斐尔所作的多数的尤里乌斯二世的肖像中，无疑的，要推在《博尔塞纳的弥撒》（Messe de Bolgéne）壁画中跪着的那幅最为特色。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尤里乌斯二世的长须，使他在老年时候，被称为“老熊”，好似1919年前后的克里孟梭被称为“老虎”一般。他的目光，定定的，凶狠的，嘴巴咬得很紧的，一切都表现他的专横的性格。这固然是尤里乌斯二世的本来面目，但在拉斐尔的作品中，因为壁画需要特别的综合的缘故，使尤里乌斯二世的性格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来，而肖像本身亦因之愈益生动。
可是在同时代，或是比上述的壁画先一年，拉斐尔替这位教皇画过更著名的一幅肖像，现存翡冷翠乌菲齐（Uffizi）美术馆。这里，画家悠闲地在画架前面有了思索的时间，探求种种细微的地方，作成一片，像他普通的习惯，一片美妙的和谐，其中没有任何统辖其他部分的主要性格。自然，我们的眼底，还是同样的目光，但是温和多了；同样的嘴巴，但是细腻与慈祥代替了坚强的意志。在壁画中一切特别显著的性格在此都融化在一个和音中。尤里乌斯二世，那位历史上的魔王，意大利人称为可怕的（Le Terrible）圣主，是《博尔塞纳的弥撒》壁画上的，而非这乌菲齐美术馆的。
这便是拉斐尔在罗马崭露头角的始端。米开朗琪罗也在同时代制作那西斯廷天顶画。一个画《美丽的女园丁》的青年画家怎么会一跃而为尤里乌斯二世的宫廷画家而成功《雅典学派》《圣体争辩》那样伟大的杰构？作《哀悼基督》和《大卫》的雕刻家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这在当时几乎是两件灵迹。启发这两位天才的是罗马这不死之城吗？是尤里乌斯二世的意志吗？要解决这问题，大概要从种族、环境、时代三项原则下去研究或更须从心理学上做一深刻的探讨。这已不是我讲话范围以内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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