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概述的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认识论难题自然集中在方法论问题周围，因为我们此处讨论的学科所特有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最为明显的结果，就是使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变得格外困难。
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观察者自身的个人行为，它的实验原则上既不比生物学的复杂也不比其简单。主要的区别在于人们无权把人置于任何实验之中，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动物也是无法代替人的，如生物学所经常做的那样。相反，只要一涉及集体现象，如在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和人口学中，狭义的实验，即任意变化因素来改变现象，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应用事实变化加以函项分析（逻辑或数学意义上的）的系统观察来代替。
a.但是在进入这些不同情况的细节之前，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实验的这些特殊困难并非人文科学所特有，也并非都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是观察者本人是或可能是其中一员的集体的缘故。困难首先是一般性的。它来自观察的对象处于高于个体行为的等级时人们无法随意地作用于这些对象。然而这一与现象等级有关的障碍并不限于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如天文学，尤其是在还属于历史学科的宇宙学与地质学中就已经观察到了。
天文学的情况饶有趣味，这是从两方面说的。首先，它表明无须在考察的这一等级进行直接实验，而是当测定又多又准确时，通过理论图式与所作出的测定的汇合，就有可能达到极高的精确度。牛顿的天体力学除了有关水星近日点的一点微小差距外（属于多少分之一秒），就是这样达到了推算与测量数据的非常出奇的相符一致的。这样的汇合可以把测定同理论在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之前所得出的新结果进行对照，组织相当的实验：这就是人们可以称为米歇尔松与莫尔莱“实验”的情况。他们根据观察者和光源的移动来测量光速。由于测量表明移动不发生影响，于是就只得在下面三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种：怀疑测定，可是测定在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证实；放弃相对性的一般原则，可是这个自伽利略以来已被合理地排斥掉了；或者相对于速度来理解空间和时间，这是相对论力学所选择的道路（同时它在水星近日点的计算方面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近似值）。
由此可见，在可能预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观察允许在精确地交替出现的分枝中选择时，推算与测量的相符一致事实上就等于实验。但是还有一条永远对实验开放的间接道路，即从有关某些现象——其等级使要素的分解成为不可能——的一般理论中有时可以得出处于实验者的行动这一等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控制实验；这就是自牛顿力学以来，在其运用于实验室测量（重力等）这一等级和相对论在某些同样可以检验的结果方面（居易和拉芳希关于质量与能量关系等的实验）所发生的情况。
应该指出，天文学的这些成果尽管在更高等级上不可能进行实验，却给一些学科如经济计量学甚至社会学带来了一些希望，只要测量能够相当精确并且能同理论图式进行足够的比较的话。但是，在测量的困难之外，最为困难的是社会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历史的演变，而这种历时性过程既不允许实验，甚至也不允许作出纯粹演绎性的图式。不过，这种情况仍然不是人文科学所独有，因为例如地质学也是如此，它既不能进行实验，也不允许作严格的演绎推理。
然而，一旦确定了供必需的年份测定之用的地层（依据矿物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而建立的地层学），地质学就能借助地层制定一系列纯粹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构造地质学关于上冲层（泰尔米埃）、大陆移动（魏格纳）和阿尔卑斯山脉分期形式（阿尔冈）的一般理论。但是，尽管这些地质学规律是以历史延续的规律性为依据，它们也是同某些结构规律相符合的。例如，数学家瓦弗尔曾就流动板块旋转所产生的效果作出方程式，而这一结构分析为魏格纳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等等。
至于有些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进程，但部分地也用当前的实验来说明，如生物进化论与遗传学的关系，它们的情况在原则上自然要好得多，因为它们同时既享有实验数据，尽管是非常局部性的，又享有数学图式（数学遗传学已经对建立淘汰与复合的模式作出很大贡献）。但是，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无法在大范围内对变化进行实验使得这些学科的处境与社会科学的不相上下。因此。归根结底，人们不能把人文科学看作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贯的劣势地位。
b．尽管如此，实验方法问题，测量问题以及实验数据与理论图式之间的对照问题仍然是人文科学的相当特殊的难题。这些难题倒并非完全像以上所说的来自实验本身的限制，因为同样的问题由于等级范围和历史进程的原因也存在于某些自然科学之中。原则上，正象我们强调的那样，严格的实验可以用充分分析观察的结果和测定数据来代替。最严重的问题倒是测量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包含观察的事实本身的精确程度问题。在这一点上，人文科学遇到的障碍同生物学的某些学科所遇到的障碍颇为相似。
从原则上讲，测量就是把数应用于所要评价的不连续的或连续的材料。而人们之所以求助于数，并非因为数学的威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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