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自后人有火炮之制，俗遂
从火作“炮”字，非也。火炮之用，始见于宋杨万里《海蝤船赋》，序云：“宋
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欲济江，虞允文伏舟七宝山，舟中发一霹雳坠炮，坠水中，
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霞，眯其人马之目，金兵大败。”然此
乃纸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炮子为攻击之具也。炮之用铁，始于金，名曰震天
雷。以火炮攻城，始于元世祖得回回所献新炮，以攻破襄阳，名曰襄阳炮。明永
乐间平交址，始得神机枪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机寇广州，指挥柯荣御之，贼
败遁，官军获其二舟，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详见《明史纪》。又《兵志》云：
“佛郎机炮式，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数百斤。”炮之用铜，
始见于此。至我朝天聪五年，始造红衣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八年，
又造神威大将军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
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详见《皇朝礼器图式》。造火药法，《百金方》中所载
颇详，盖硝、磺、炭三者，皆须研得极细，必捣至万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
条，以细如笔管者为妙，必去皮去节，带皮则烟多，有节则易炸也。制好后，必
须放手心燃之，药去而手心不觉热者，方为合式。余提兵上海时，苏州局员来缴
新制火药，余嫌其未净，令以手心试之，委员皆缩手不前，曰：“前缴药时，皆
不如是。”余曰：“此试火药定法也，然则前此收药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驳
回，令其再捣，再缴时，以白纸铺棹上试之，药去而纸绝不烧，于是众始叹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黄岗吴德芝有《天主教书事》一篇云：“西洋国天主教，前未之有也。
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其术长于推步象
纬，使之治历，颇有奇验，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
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庙，曰天主堂，宏丽深邃，人不敢窥，而各以一西
人主之。细民愿归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者受之，名曰
吃教人，按一名与白银四两，榜其门以赤纸，上画一长圈，中列十字架、刀、锥、
钩、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门画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齐集堂中，
ト门诵经，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炙，妇女亦倮体
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殓，殓毕，以
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殓事以刳死
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故死时不使闻知。若不听其殓法者，
谓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计，权四两之子母而索之。穷民惑于此，每
堕其术中，而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皆幸其炼术可得，相与尊信之，称之曰西儒，
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与其长吏相结，厚馈遗，有事则官长徇庇之，以故其教益
张。所刻《口铎》一书，其言谓万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坛方泽、
光岳祀典、宗庙祖考，皆极其唾骂，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无始以来，倘非
有天主操持焉，则天久倾颓、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则生于汉哀帝十四年，
其说之狂悖如此。工绘画，虽刻本亦奇绝，一帧中烟云人物，备诸变态，而寻其
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制物为倮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
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
而丧心如此。康熙中，黄冈令刘公泽溥深恶之，议毁其庙，逐其人，胥吏有从其
教者，惩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责以多事，盖钱可通神也。雍正二年，
浙江制府满公上言其恶，朝廷纳之，礼部议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办事人员外，
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天文及有技能
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遣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
送内务府销毁。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为禁谕，令其
改行，如有仍前聚众诵经者，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容隐不报，如
之。三月，奉通檄尽逐其人，以其堂为义学、公所，百年污秽，一旦洗濯，因喜
书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因
录旧事，以正告夫当事主持者。
◎均赋
余藩牧吴中时，目击田赋之重，曾有均田之议，旋以引疾归里，未及上陈，
附见其说于《退庵随笔》中。盖亦国初人有此议，曾见其书，而忘其姓氏，既而
再四思之，此说究有难行，我朝一视同仁，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而同辈中，
亦有窃笑其迂者。近读梁绍壬《秋雨庵随笔》，所载一条，较为平允，胪陈原委，
亦更详明，因亟录之，以资决择。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
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
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官田
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
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徵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
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
没。蔡京、王黼、韩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
广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
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
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
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于民田而均之，
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
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
加以重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
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
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
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
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汀十五万两；乾隆二
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
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
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
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早溢，地方物产，人
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
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
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言其式口狭
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世，至今沿之不改。盖斛口小，则斛面
或浅或满，盈亏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
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谢梅庄曰：自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其后孔明惜赦，孟光责赦，而文中子
乃甚其词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盖愚民当创惩
之后，未必无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与民更始之义，但当以数为戒，
不必以无为美也。秦皇两世，不闻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陆宣公、阳
道州皆死于贬所，此三主者，刑何尝平哉！
◎科目
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
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
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
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
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
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
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
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
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
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
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
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
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
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
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
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
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
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
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
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宾，则虽由今
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
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
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
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
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
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
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
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
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
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校，而文武干济、英
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
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
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
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
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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