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
[续那座山，虎啸龙吟上一小节]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头尝一尝吧？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对一个30岁的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有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内科主治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100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收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有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可选择其一。
我的父已经仙逝。他的眼晴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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