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
但文艺上的各种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ｌ．ｓ．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将要因为ｌ．ｓ．而变成文艺的论文（ 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裁，把某些裁抬到三十三 天，某些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北，“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题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的裁，各有各的用；即使个人的偏见，看不起某种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固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式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非特毫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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