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常见的被一些电影和畅销书所散布的错误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没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样被液化或变为大杂烩。事实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神秘之处是无论用肉眼或在显微镜下加以观察，那些器官显得相对地完好无损。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组织保留下来。事实上，有时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方法是因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议的是即将死亡的患者的灾难性的崩溃，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学性的——就是说，并没有细胞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话，为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们能使患者度过危险阶段，那么康复将是完全的。这就让我们有机会想出办法来对付埃波拉病。
乔对我的发现极感兴趣。他曾经见到过许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较好观点来解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细胞学和病理学。乔曾在西部非洲进行过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这种关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讨论自然地刺激了我们的食慾。乔请我吃饭，我欣然从命。
第二天我离开亚特兰大去访问设在马里兰州费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fortdetrick）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门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坚持留下我的护照才让我进去。我见到了卡尔·约翰逊（kari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后者是疾病评估部主任，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虽然我说不清楚他是否记得我所做的工作，但他确实提到了它。我在访问中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吉恩·约翰逊（genejohnson），军队中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负责他们正在进行的猴子实验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他将要“完全地解决这个病理生理学问题。”我对此感到怀疑。他的方法给我的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主要依靠尸体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发生的那些关键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乔相遇。他是从扎伊尔回来途经伦敦的，他是去进行扎伊尔的第一次艾滋病调查的。他到达伦敦后找不到我。显然是戴维·辛普森给错了电话号码。经向查林·克罗斯（charingcross）旅馆查询，他继续努力寻找我。当乔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把他挡住的，当然不会被英国电话系统难倒。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我。鉴于他所遭遇的麻烦，也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而感到荣幸，我愉快地请他出去吃了一顿美餐，整个后半夜我们坐在我在温布尔顿（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兴高彩烈地谈论科学，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他搭乘回亚特兰大的班饥。在他正要登机时，他说：“你一定要到亚特兰大来，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实验。”
那是在我们打赌的时候。我告诉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说，“拉沙热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们一致同意打赌的赢家将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要求得到这瓶酒。同技师希拉·米切尔（sheilamiichell）和唐纳·萨索（donna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套间里做了一次有关拉沙病的实验。我得到同我预言相同的结果。乔非常雅致地承认了这点并请我出去午餐。作为一个宽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这瓶酒的一小口。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