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当那玛全家从卡南加（kanange）迁往金沙萨时，他们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城里”来。（卡南加有一百多万人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无电城市的不光彩的名声）。“城里”位于金沙萨的中心，是个破乱不堪的贫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铁皮和破纸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组成。实际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挡雨、防止害虫和侵犯者，以及恶鬼。这里是金沙萨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们可以买到便宜的中国或泰国制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车和自行车。或用废轮胎修补鞋跟。“城里”是没钱人定居的地方。他们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但是这种美梦很少成真。
在“城里”，婦女挣钱的办法之一是出卖自己。所谓的“femmeslibres”（“自由婦女”）并非必须是未婚女子，更常见的是寡婦、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抛弃的婦女。她们没有其它的供养来源，亟需金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说她们是“自由”的，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她们可以提供随意的“性”来换取金钱或礼物，而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妓」女”。这种区别很重要，“职业的”是指经常的工作，而“自由婦女”只是偶而为之。由于人口增长，经济衰落，城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自由婦女”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只是又一个例子，说明婦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加剧了对健康的危害。
那玛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虽然她的父親是文盲，却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上工，每天来回要几小时。有时他几天不回家，结果那玛的母親只好担负起养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尽管她竭尽一个母親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资无济于事。她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以至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孩子，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上学。而且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能容纳那么多需要入学的儿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懂得怎样靠自己挣钱糊口。那玛仿效“城里”其他年轻的、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样，起初偶而和当地男人发生性关系去赚钱。在扎伊尔农村，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而在此地，则或许是缺乏教养而被容忍。当她20岁时，她已经两次堕胎。1982年末和1983年初，她的体重开始下降，同时经期不正常，最后在1983年5月完全停经。由于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战，食慾下降，并有干咳。由于无力工作，她完全依赖家庭过活。由于无钱请医生，那玛得不到医治。迟至9月，当她的母親不再能叫醒她时，在绝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玛玛那模医院。
那玛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当时认为有不寻常艾滋病症状的病例。我们一位同事，在金沙萨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称，他曾遇到过类似的病例。他告诉我们，去年以来，得囊球菌脑膜炎的病人不断增加。那玛可能也感染了这种脑膜炎，这是一种在正常人中很少发现、由酵母状微生物侵入脑部所致的疾病，有时发生在免疫系统被放射和化学疗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医生给那玛进行了脊椎抽液并将脊髓液体样本送到试验室。在显微镜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显现出成百上千个圆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个明显的标志，证明那玛确实患了囊球菌脑膜炎。这种微生物从字义上说就是糖衣裹着的霉菌，它生长在病人的脊髓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必需的葯品来医治这种病，在任何情况下，在扎伊尔，没有人能买得起这种葯品。注射剂的毒性很高，而片剂则一片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们无能为力地看着那玛走向死亡。
从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而似乎死得安详。然而，这是假象。事实是，在她体内进行着一场猛烈的战斗。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测量的少数幸存的t4细胞——她的消耗殆尽的免疫细胞——之间的斗争。
这种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种引起常见的皮肤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鸟粪，特别是鸽粪中繁殖。我们能为那玛做的事那么少，我们对她的照顾甚至还不及医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至少，事后他们可以打扫干净，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后的满足感。而我们则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受过的一切高深的训练毫无用武之地。
那玛的家属对那玛的死，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淡漠。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她们很久以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们根本无能为力，或许只是抱着一线希望能够出现奇迹，才求助于玛玛那模医院。我们提不出任何帮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们发现那玛是几个类似情况中唯一的一个病例，而脑膜炎只是该病的一种症状。我们看到，病人症状的范围之大是惊人的，像扎伊尔这样贫穷的国家，艾滋病患者根据权利期望得到的那种医葯方面的帮助是享受不起的，这些穷苦的人们得病后直到病情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才来到公立医院。这些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人间悲剧，有些人嘴和舌头剧痛，以至不能进食。那些能吃几口食物的人则会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们的皮肤出现大面积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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