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蛰伏战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轮番炮火、毒气和机关枪射击的恐怖，还有一种奇怪的疾病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主要症状是肾衰竭和出血，二战期间，这种疾病再次出现，在挪威和芬兰两地服役的德国士兵逃脱厄运的绝无仅有。一直没人能说清那是什么病。只有一点，它似乎在战争期间滋生。有人说是细螺旋体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现长而细的螺旋体菌，由老鼠传播。另一种说法怀疑它系某类病毒所致的肾综合症出血热，相同的是这类病毒群也由老鼠传播。现在我们已知道的情况是这类病毒多见于欧洲，尤其多见于两次大战时多次战役发生的地区。那里战壕中充满了老鼠。
1915年时，在法国的英军部队中，首次爆发这类疾病，统称之为“肾水肿”。在此前后，东部俄罗斯的港口城市海参威一带平民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个攻击点是侵入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那是本世纪30年代。当时把它叫作“松花热”。40年代盛见于中国，统称流行性出血热，不可抗拒地继续往甫蔓延。30年代以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一种类似的疾病同样著名，称之为肾耗损性流行病。同亚洲的疾病有明显的密切关系，但要轻缓得多。
这种疾病终于在医学文献中崭露头角。当时约有3000名联合国军士兵得病，美国籍军人也不少，死亡400人。这种疾病每出现一次就换3个名称。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丽出血热”。其相同特点，据信还是传染性质，只是罪魁何在，查无实据而已。
追索肾综合症出血热病因的工作可以断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击，其实化验，实验，试验也是瞎撞，谈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种说法是把某种“渗透性媒介”（说大白话，就是病毒）注入“自愿”作试验的人体中去。说这是苏联进行的实验。日本方面有同样实验的记录，他们作过这类的实验，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作为罪犯抓来向这些人身上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个名叫迈尔曼（myrhman）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做了一次更冒险的试验。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体的反应如何，结果没有什么反应。他又把从感染病人身上抽出来的5毫升血液给自己注shè了。他之所以没有因此而得病，是他幸运：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经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尔·约翰逊和朝鲜同行贺玉李（howangle）（音译）回到朝鲜实地调查。他们估计传染祸首该是啮齿动物老鼠，所以从得过高丽出血热而已康复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岛上田鼠体内的肾组织切片配合试验，以观反应。看来他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分离出一种病毒，并以当地的江河命名为“汉堂”（音译hantaan）。此类病毒见之于一种名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乌斯”（apedemuskagrarius）（音泽）的条纹田鼠。其不同体征为沿脊椎两侧长有金色毛皮条纹。卡尔此举开创了先例，一时间大家都争相试验分离病毒，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有一所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军事实验室，该室的乔治·弗伦奇（georgcfrench）仿用卡尔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离出稀浓度、低含量的该类病毒。但是他没用田鼠作试验，而是研制出了另一种价格便宜、做来容易、较为实际的组织培养基。
我对“汉堂”病毒的兴趣始于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终不足以认定它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他说，“汉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组织培养基，科研人员只能到此为止。然而要认定这类病毒的类型，形状，大小、结构和其各类近属，必需能提取到高浓度的病毒才成。合乎逻辑的后续努力重点，当然是取得足够应用和认定该类病毒的数量的病毒。有了足够数量的病毒，我们才有进行常规诊断试验的可能，才能摆脱当时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时候，想要认定一例人体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肾组织切片一起试验才行。
这个问题后来是自行解决的。保尔·普赖斯和卡尔·约翰逊两人在“疾病控制中心”“克隆”出一条组织培养基细胞线，取名为“维洛e6”（veroe6）。这里说的克隆，就是将一个单细胞不断分裂，产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为共同祖先遗传物质的同样的单细胞。此举果真妙极，像拉沙热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热病患的病毒的提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肾综合症出血热自然不妨一试。我们的目标不外乎取得足够病毒粒子，以供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所需。使用电子显微镜时，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专用格栅上，然后，电子射线就能显示病毒原形。只要我们摸清了病毒的体形大小和构造，我们也就能分析出这个病毒的属类来。问题是一定要高浓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体左右，至少应含100万病毒。这可是一大群病毒啊！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浓度的病毒是决不可少的。如果组织培养基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于我们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最终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想找到的更好的诊断试验方法。
我找卡尔想听听他对我做的实验的看法。此时卡尔正准备辞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调去美国陆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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