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好多病人都有严重喉痛症状。对从这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的线索，尚能理出头绪。大概在阿兹基韦在芝加哥临终前后的那个2月份中，有一次疾病发作得特别历害，几小时内会出现好几个病人相继死亡的惨状。就是在这时候，这些清单上的笔迹像是换了别人。决非一直负责管葯的那个护士的笔迹，埃兹立克拿起笔来自己动手了。按我们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推想，埃兹立克想必是慌乱了，急于挽回颓势，无奈实在回天无力。从葯单上看，他把剩下的那点葯全部拿出来了胡乱搭配一起，好似买彩券、撞大运，祈求能出现一个奇迹！
当然不会有奇迹，也不像会出现什么奇迹。他一个病人也没救活。最后，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保全。
我们循着线索往上推，推到1月份。埃兹立克一个在埃努古大学里上学的本家侄子回老家呆过几天。小伙于大约19岁。不知怎的得了镰状细胞贫血症。此症在西非十分普遍。他的老家也就是埃兹立克死亡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正在查访的城镇。
镰状细胞贫血症得名于患者红血球的外形。红血球在显微镜下的常态形状是一顶顶红边小圆帽似的，一旦得了病，却变成镰刀或者新月模样。就近求医，孩子住进了叔叔的医院。跟每个其他病人一样，叔叔给侄子打了好多针。跟大多数别的病人不同，孩子很快痊愈出了院。
然而出院刚一周，又病倒了，发烧，嗓子痛。只能再次住进医院，这次注射的针剂还要多，而且多得多。其他的病友，不管是不是得的一样的病，也同样是拼命打针。从这里的所有具体情况看，像针筒，甚至可能还有点滴用的针头，都是给大家共用。毕竟这些都是价格很昂贵的。
小伙子这一次可没有上一次走运了，情况越来越糟。在他的帐单上写着，干巴巴的，硬绷绷的，别的啥也没有，一大堆一大堆全是各种抗生素的葯名。剂量越多，欠的葯款也越多，让死人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从这些单子里可以看出痛苦越来越大的程度和所作的一切徒然努力的程度。为了阻止这一种病毒的进展，已经竭尽所能，也到了走投无路的程度。一种葯物用之无效，埃兹立克再试另外一种，之后又是一种，又是一种。病毒从未停止攻击。小伙子先是开始呕吐，后是出血，然后是休克。后来又是一次一次地*挛。最后，死亡。
大约过了一周，同那个送了命的小伙子同时住院的另一个病人，在全愈出院以后，也是因为发烧，再次住了进来。同样的发病过程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究竟是怎么会事，虽然说不好，想必埃兹立克总以为自有力量控制事态。也许是骄做，也许是害怕，更可能是无知。他就是不明白，这一股邪恶凶猛的力量现在正在他这小小的医院里爆发出来。不管他是出于哪种动机，他犹豫不决，拖延了三个星期，没有向外界求援。17个病人在他这种做法下，必然死亡。而他本人终于也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他自己助长的、控制不了的危机之中倒下了。
查阅了所有这些资料之后，我们有了结论。这个倒霉的侄子本来得的不是致命的拉沙热，拉沙热是在后来住院期间感染上的。感染的渠道可能是注射，也可能是点滴。这些在他第一次注院期间都有过。至于第一病例究竟是谁，我们永远说不清了。手头的材料不足，参与其事的每个人都害怕得不能把整个病情完整地记清楚。
在这所倒运的医院之外，别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感染，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转遍了附近的医疗和保健单位，同所有的医生护士谈了话，查看了病案、表格、记录和处方等等，还想进一步查出同样病例的证据来。我们打听最近去世的病人，翻阅了他们的病历，想明确肯定他们最后的死因。我们对医务人员进行了抽血检验，就是为了查明他们是否受到了感染。
然而，这所小医院里的病毒在杀害了大部分的患者并吓跑了其余可能的染患者惭之后，竟然自己也灭绝了。
线索断了，改弦更张，我们决定到奥韦里地区中其他一些地方的医院里继续调查。我们去过一家规模不大、管理良好的私人诊所。医生就是老板。他曾在美国中西部行医多年。听说我们的来意后，立刻坐直了身子。“好啊，”他说道，“我想我知道你们要找什么。跟我来吧。你们应该看看我楼上的一个病人。”
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医生领我们走进独间病房，房里床上躺着一个年近40岁模样的男子。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看来十分虚弱，据说还没出血。他的咽喉十分疼痛。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扁桃体已经化脓。全是拉沙热的症状。他还埋怨说肚腹部和背部疼得非常厉害。这又和拉沙热的症状吻合。病人自述他是跑运输的，来往于各地，也许因此而受到感染。我们给他抽了血。离开之前，还给医务人员讲述了安全护理方法，以免自己受了感染。他的血样经我们带回亚特兰大放入培植营养基后才得出这人确实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结论。幸运的是，此人平安康复，护理他的人也没有一个因此而得病。
我们在奥韦里总医院还发现过另外一例病情。一位年轻婦女刚流产了一个死胎。怀孕婦女染上了拉沙热，病情尤其严重，通常保不住孩子。未出生就成死胎。孕婦本人如果怀孕不足6个月，或者流产胎儿，尚有存活的机会。如果是孕期最后三个月，胎儿尚在腹中，母体的死亡率就会猛增。
我们探视的那位婦女病得很重，显得十分孤独、恐惧，不愿同我们讲话。
护士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顿时一片慌乱。现在他们明白过来了，少婦可能得的是什么病，准也不愿意继续护理她，甚至连走近她都感到害怕。病人家属想必已经抛弃了她，跑得连一个人影都不见。她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孤独的弃儿。她就在地板上的床垫上躺着。我们建议把她移入大病房，以便得到较好的护理，谁也不想动手。我和乔自告奋勇把她送了过去。但是想找护士照顾她，就是找不到。
我们费尽力气说服护士们，只要他们注意采取保护措施，十分简单易行，譬如说不要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等等，就可以确保安全，决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们仔细听了，总算表示说听明白了。但是我仍然怀疑他们是否真心诚意、心悦诚服地愿意继续承担任务，恐怕我们刚一走，他们又撒手不管，把少婦孤零零地扔在那儿，听之任之。
我们也采集了血样，也把它送往亚特兰大，放入营养基试验。
我们正忙着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好事情来了。我们在拉各斯时政府曾经答应拨给的汽车真个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我们有点得寸进尺，还想问问答应给我们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同时拨下来了。钱却是没有的。
钱在哪儿呢？
谁也不知道。
开车的司机发誓说没听说过。
沃尔一再追问，逼他也无用。只得让他回拉各斯去。
下一步我们把注意力转到两位丧了命的外科医生身上，伊克基和阿南巴医生。要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受了感染的。他们都来自本州南部一个繁忙的集散地城市，阿巴（aba）。我们驱车前往阿巴，找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领导。他一看见我们，显得特别高兴，但是听说我们要去医院的来意之后，马上表示说，那不行。据他说，我们还得首先找他的上级。虽说我们并没兴趣去见那上级，也只好同意了。我们被引见给那位上级时，他同他的医务官员热烈讨论着怎样欢迎我们，决定这个中午一定要大大宴请我们一顿。我们推辞再三，强烈表示我们决不吃这一顿午饭，只想直接就去医院。为此，双方又热烈地邀请和辞谢了一番。我们终于推却了。我们实在辜负了这位医葯官员的好意。他对我们此行任务的唯一兴趣，似乎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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