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与挫折的泪水在我眼里不断涌出。我站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玛玛·那模（mamayemo）医院一张肮脏病床的床头看着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过25岁，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垫上，身体躶露着，连一条覆盖的被单都没有。我猛力拍打着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病房内大约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几位跟我面前这位婦女的情况完全一样。她的头发全秃了，面色腊黄，眼眶深陷，嘴chún全都溃烂。我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她口内舌上全是酵菌泡泡，这一定曾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现在我们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见的症状。她们皮肤紧绷在骨头上，像尚未着墨的油画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着许多铅灰色肿胀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肤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见。她身上其他部分长着褥疮，变成了许许多多流脓的小[dòng]。她身材中等，体重却不过五十或六十磅。
她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这在扎伊尔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传统，一家人都围在临终病人身边，好让死者安详地寿终正寝。条件许可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让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有文化并对个人有深远涵义的环境中离开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灵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见过因患糖尿病、结核病、麻风病、甚至拉沙热病而死亡的人。他们的家人总是围在他们身边，这样就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绝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医院里，这是极其常见的。
现在我面前见到的是新的、我在现代非洲的经历中从所未见的人类悲剧：一个被遗弃的年轻婦女正在孤独地死去。
怎么会这样呢？
是何等大灾难和文化扭曲的巨变导致了这一悲剧？我在扎伊尔的学校里教书时也曾见过苦难、穷困和疾病。我见过人们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见过儿童死于疟疾，而他们的媽媽只是一旁看着，毫无办法，一味地悲伤。可是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个女人这样。在非洲，人们决不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或者这只是我的认识。
虽然我见惯了那些绝症，但这位婦女的悲惨景况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体现了互相倾轧的、混乱的现代世界已在非洲脱颖而出，一切常规习俗全都摒弃不顾。我极力试图理解出现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如此戏剧性地、残酷地转变了传统文化？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经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远地区跟疾病斗争取得的一切经验现在都得重新评价了。我没有什么防止办法可以提供，没有慰藉可给，没有什么小小珍贵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shēnyín]了一声，睁开眼睛望着我。不顾自身的疼痛，她礼貌地招呼我：“moyo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丝微笑，表明她也许有力气回答我几个提问。
我问她是哪里来的。
“文博一尼亚玛（wembonyama）”她答道。我知道这个市镇。1965年学年开始时，我到过那里。那是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在布鲁塞尔学了一年法文之后来到那里的，对一切都很新鲜，又很热情，当时我刚21岁，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学和数学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该校校长助理。
转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农村长大的。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来要在扎伊尔农村给穷困的学生教授科学课程并寿终于此。……只是，那时印第安纳农村里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类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会在地图上查找扎伊尔——那时候叫做比属刚果——这块地方。我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农家，过着隐逸的简朴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我高中同班的全体同学中只有五个人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向大学提出过入学申请。我幸运地结识了一对夫婦，一个名叫吉姆·科弗尔特（jimcolverts）的牧师同他的妻子苏（sue），他俩对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护着我。苏在甫佛罗里达州立学院———所不大的文科学院上过学。她鼓励我向该校申请。即使那样，我仍怀疑能否前去。我们家没有钱。后来当地卫里公会资助了我一部分奖学金。
我怀着恐惧、疑虑和激动的心情于1960年秋天，带着一只士兵用的用品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约五十美元现钞，搭上一辆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奔向佛罗里达。
大学不能全部回答我的问题。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宽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爱科学，我尽可能地修读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每一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对科学有兴趣的美国青年，这时期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苏联已经发shè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且威胁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国。美国同苏联展开了竞赛，要赶过苏联。突然大量经费拨出来用于科学教育。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补助金，于是我就能够继续深造，研究物理学。当我拿到补助金时，我马上想到：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吗？
对于外面世界我一无所知。跟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能够做得不同凡响。当时，美国和平队成立才只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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