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京也。壬子後，军机为谕之政府，内阁为旨之政府，军机为奏之政府，内阁为题之政府，似乎轻重攸分。然寰中上谕，有不曰内阁承发奉行者乎？寰中奏牍，有不曰内阁抄出者乎？六科领事，赴军机处乎，赴内阁乎？昔雍正朝以军务宜密，故用专摺奏，後非军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细事亦摺奏。今日奏多於题，谕多於旨，亦有奏讫在案，补具一题者，绝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不得不引申触类及之也。国朝仍明制，设六科，其廨在午门外，主领旨，主封驳，惟其为上谕也，谏臣或以为不可行，而封驳之，谏臣之所以重。今内阁拟旨所答，皆题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极长，无过三十字，诚无可封驳者。自阁臣为闲曹冗员，而并科臣亦成闲曹冗员，果依现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驻隆宗门外，专领军机处上谕，而主其封驳乎？又惟内阁为至近至贵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於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达内阁，谓之通本，果依现在情形，通政司亦闲曹冗员，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驻隆宗门外，为奏事处之咽喉乎？此二说，原属迂腐不可行，然援据立法之初意，而求其<角思>理，核其名实，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驳诘而後已，亦何以御之哉？又六部尚书皆直日，而大学士独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内阁学士不直日。立法之初，岂不以丝纶之寄，百僚之总，不直日者，无日不直也乎？内阁与军机既分，大学士反恃部院旗务以为重，而直日召见。嘉庆中，御史蔡炯奏大学士勿令兼他务，其论实近正也，其事则幸而不行。万一行，则大学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阁看本，终岁不召见，又不趋公，与冗食需次小臣何以异？天下後世姗笑，何以御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此也。雍正壬子，始为军机大臣者，张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携中书四人，文端携中书两人，诣乾清门帮同存记及缮写事，为军机章京之始，何嚐有以六部司员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领吏部户部，何嚐召吏户两衙门司官帮存记缮写乎？厥後中书升主事，即出军机处，何也？六部各有应办公事，占六部之缺，办军机处之事，非名实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内廷者，未考何人始，至於由部员而保充军机处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於文襄、傅文忠两公，实创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员送充之例，内阁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阁部对送，阁所占已不优矣，但阁与部，未嚐分而为七。嘉庆二十一年，睿皇帝顾谓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内阁独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据大本大原以对，反叩头认过，於是特谕内阁与六部衙门，均平人数，而阁与部遂为七。今中书在军机者最希，最失本真，职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从本原更张，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议。依中书愚见，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专办六部之事，内阁办丝纶出内之事，停止六部送军机处，其由军机中书升任部员後，不得奏留该处，立饬回部当差。如此，庶变而不离其宗，渐复本原，渐符名实。
一、侍读之权，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阁，而侍读之权日益重。凡中书一切进取差使，侍读不呈大官单，袖中出寸纸，书姓名一两行，口进数词，中堂漫颔之，即得之矣。遇有协办侍读出缺，则侍读之门如市，故侍读以上官自处，中书以下属自处，明悖《会典》。试思六部卿寺衙门，皆用大官单白事，何内阁独废单不用？由各衙门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阅官单。今侍读之见中堂也，大率宫门风露之中，立谭之顷，使非袖中出寸纸，实不简便，此其所苦也。论者曰：侍读於中书近，中堂於中书远，藉加延访。此论不然！大官单既备载中书之履历、年齿、食俸深浅、功过次数，及何项行走名目矣，何独凭袖中寸纸之为延访，而阅官单之反非延访欤？中堂领百僚，为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内，满、汉文武，大小贤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门二三笔劄小生，尚有弗知，而待临歧延访欤？岂中堂之聪明，申於天下，而独诎於侍读欤？依中书愚见，一切中书差使，宜由侍读手奉全单，默然鹄立，中堂坐堂上，朱笔点出，明降堂谕，不许仍沿袖中出纸，以肃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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