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考学堂，必须暂住客栈，花费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住在他的房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我于八月初六日走到，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旧日记说是共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说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样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十七日复试，题云“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个论题真是难得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六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的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要说学堂的生活，须得先把房屋说明一下才行。因为不能确说，姑且算是坐北朝南的吧，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二门朝南，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是学生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列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翻沙厂和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各独立四间，中为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门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十几间，东邻是一所关帝庙，有打更的老头子住在里面，我们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在讲房屋，只能至此为止了。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不能使用，空着不算，所以号舍共计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来，那里的大院子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了。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换了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来用的人，那也并不是那么的寒酸了。
宿舍南北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的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受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得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在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一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是一半地面，但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移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相合，也会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麻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每天早晨六时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也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级学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里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那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时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畅的，吃稀饭的人可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无组织，他们一听吃饭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餐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着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顿素饭罢了。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讲堂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吧，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导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队伍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三两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裤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不管草里土里，随便躺倒，站着举起枪来，随手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轻，言动上有些粗鲁但也很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要算是很好的。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做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它只分上下午两大课，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从前曾经有这几句话说得极好：“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用了一个别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就是两块，近来问南京人却已不知道这东西，也已没有侉饼的名称，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所能及，使我至今未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末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的风扇，绳子由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外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都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要走间道走过文书房，不是新生所能做到的罢了。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举人，又两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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