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几个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的一个来为例：“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那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是他们的后任，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午饭后吹号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汉文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在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弄哑铃，随后改弄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杆等，翻跟斗，竖蜻蜓的献技，虽然平日功课不好，但在大考时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重视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就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叫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棍棒而已，后来换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那一天他才穿起他的公服来，大帽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是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了提着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两只厨房里所养的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数年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谐诗以为纪念，其词云：“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繙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云“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有些家住南京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上城南去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往下关，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但也有少数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点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前，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迄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盐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二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得有个把人的。
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我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了什么东西。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虽然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只根据不完全的旧日记，壬寅（一九○二）年中便有这两件可以为例，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的时代的事。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截止其春间所加给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次年四月里胡鼎也因文章犯忌讳，迫令退学了。甲辰乙巳年间，总办是蒋超英，他不是候补道，原是水师出身的人，甲申中法战役失机革职，后来起复，官衔是前游击。他在操场对学生训话，说你们好好用功，毕业便是十八两，十六两，十四两，将来前程远大，像萨镇冰，何心川那样，都是红顶子，蓝顶子。蒋君人虽粗鲁，却还直爽，所以我对于他个人相当有好感，但是这种升官发财学说那总是不足为训的了。
汪仲贤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说：“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堂的学生因了班次不同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某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的好友戈某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老拳，又有高某也附和着闹，大家知道这都是桌子风潮的余波。吴君当然并非康党，也未曾参加讲革命，但他们看来敢于不尊敬前辈，当然要以“乱党”论了。吴君后来调往驾驶堂，毕业后当了几年舰长，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他在青岛做渤海舰队司令，因为“通敌”为张宗昌所枪毙，那时才真应了翟戈二人的话了。
学生有这些不平，便慢慢的要显现出来。第一步是想改换环境。壬寅冬天总办换了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江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大家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同胡鼎，张鹏，李昭文共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毕业生去，计划完全失败。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论太高，官僚也于改革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对于学生间的不平等，要想补救，空谈是无用的，只能用实行来对抗，剥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无理地谦逊，即如上文说过的上饭厅的时候，尽管老学生张开了螃蟹的臂膀在踱着，后边的人就不客气的越过去，他们的架子便只好摆给自己看了。这种事情积累起来，时常引起冲突，老班只有谩骂恫吓，使用无赖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次争闹，他们的威风也就减低一层，到后来再也抖不起来了。那时候的二班只注意于打破不平等，这事终于成功了，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以后升了头班，决不再去对别班摆架子，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做，去同他们亲近交际，班次间的不平等是没有了，但还存在着一种间隔，或者可以说是疏远，这风气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有转变。
在学堂里老师不算少，一起算起来共有八位，但是真是师傅似的传授给一种本事的却并没有。即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对于这几位我仍有相当敬意，可是老实说，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那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我们读印度读本和文法，（还不是“纳思菲耳”，虽然同样的是为印度人而编的，）有如读《四书章句》，等读得久了自己了解，我们同学大都是受的这一种训练。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的只是一册字典，这本是英文注汉字，名字却叫做“华英字典”，用薄纸单面印刷，有些译语也特别奇妙，但是后印本随即删去，改称“英华字典”则又是后来的事了。本来学堂里学洋文完全是敲门砖，毕业之后不管学问的门有没有敲开，大家都把它丢开，再也不去读了，虽然口头话还是要说几句的。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引起了兴趣，做了我外国语的老师，假如没有它，大概出了学堂，我也把那些洋文书一股脑儿的丢掉了吧。有些在兵船上的老前辈，照例是没有书的了，看见了这《天方夜谈》也都爱好起来，虽然我的一册书被辗转借看而遗失，但也还是件愉快的事，因为它能教给我们好些人读书的趣味。
汉文老师我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人，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因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作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短文，起头云：“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时，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资，留住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著作，以及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间接是有关系的。
《天方夜谈》是我在学堂里看到的唯一的新书，如读本所说我想我该喜欢它的。在中文书方面，当时看了很喜欢的也有好些，如《饮冰室自由书》等，真可以说是读了不忍释卷，但是后来也就不怎么珍重了。《天方夜谈》的时间却是很长，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它，只要读过它的几篇。在本国这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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