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尾龙头，一回头竟已经历了五个龙年。副刊的主编要我在戊辰的龙头上，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命。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时，对于一位真正的创作者说来，回顾乃是为了前瞻，正如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用来帮助前进。
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关于这四样东西，我对朋友曾有不同的戏言。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曾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更对家人说过：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也就是说，珊珊得诗，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评，季珊得翻译。幸好我“只有”四个女儿，否则我还得开发小说或戏剧呢。
我写诗四十年，迄今虽已出版过十四本诗集，却认为，诗，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难追求的缨思，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幸一芳泽，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开辟无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号捕捉经验的实感，要记下最私己的日记却同时能敲响民族的共鸣，要把自己的风格像签名一样签在时代的额头上，一位诗人必须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诗艺。天才不足情，因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才气的锋刃在现实上砍缺了口。灵感，往往成了懒人的藉口。高傲的缪思，苦追都不见得能到手，何况还等她翩然来访，粲然垂顾呢？今日，多少诗人都自称是在写自由诗，最是误己误人。积极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许多限制；消极的自由只是混乱而已。“从心所慾，不逾矩”才是积极的自由。所谓“矩”，正是分寸与法度。至于消极的自由，根本就没有“矩”，不识“矩”，也就无所谓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称的自由诗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至少还得分行，以示有别于散文。然则分行就是一种“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从不锻炼自己，所以也就随便分行，随便回行，果真是“随心所慾”，却不断在“逾矩”。我与诗，是从二十年代的格律诗入手，自我锻炼的“矩”，乃是古典的近与英诗的quatrain等。这些当然都是限制，正如之于泳，气之于飞，也都是限制，但自由也从其中得来。，是阻力也是浮力，为溺为泳，只看你如何运用而已。回顾我四十年写诗的发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锻炼，然后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谓“从心所慾，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乱之意，也正是我在诗艺上努力的方向。
来高雄两年半，只写了四十四首诗，其中写垦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只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会收集这一时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诗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写下列这几种诗：第一是长篇的叙事诗；第二是分段而整齐的格律诗，尤其是深入浅出可以谱歌的那种；第三是组诗，例如以金木火土的五行来分写一个大主题。
来高雄后所写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继《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之后，再出一本散文集了。这些散文里，游记占了十篇，外与内各半，显示我在这种文上近作的趋势。二十年前我写散文，论风格则飞扬跋扈，意气自雄；论技巧则触须奋张，笔势纵横，富于实验的精神。那时我自信又自豪，幻觉风雷就在掌中，自有一沛然的动力扶我前进，不可止息。目前那动力已缓了下来，长而紧张快而回旋的句法转趋于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传也渐渐淡下来，转向客观的叙事。
我觉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长，或偏于感，或偏于知，或经营淡味，或铺张浓情，除三两例外，却少见众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还在斤斤计较所谓散文的纯粹，恐怕是不知开拓与变通吧。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与窄化。动不动就说这是诗的写法，那又是小说的笔路，不纯了啊！若是坚持如此的洁癖，那《古文观止》里的项羽本纪赞、归去来辞、秋声赋等文章，岂不要删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写的散文，只因当时忙碌，事过境迁，竟而错过未写。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交友交游的盛况，还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写。更早的记忆，例如台大的学生时代，甚至四川的抗战岁月，中学生活，在老而远视、历久而弥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责怪我无情的笔端，为何不记下来。
我写批评文章，不喜欢太“学术化”。批评文章多用术语，以示帮规森严，多引外文，以示融贯中酉，文末详附注解，以示语必有据，无字无来头：这些其实都是“学者的化妆术”，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过了头便令人生厌，若是刊在学术期刊上倒也罢了，偏偏登在报上，就失策了。我认为即使是知的批评文章，也应该写成一篇清畅可读的散文，不能沦为短短饣丁饣丁斑斑驳驳的杂烩。我理想中的批评文章，是学问之上要求见识，见识之上更求文采。至于立论说理，我以为与其好大贪多，不如因小见大，以浅见深。近来我的批评文字，每以为人作序出之，回两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钟玲、陈幸蕙四位作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