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但是至少该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红尘里长大，不得近草木虫鱼，且又饱受考试的威胁，就不得纵情于杂学闲书，更不得看云、听雨，发一整个下午的呆。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正是抗战，尽管贫于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近山，且涵泳中的文学。所以每次忆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抵，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纯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习中文。
一九四○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成为初一的学生。那家中学在四川江北县悦来场，靠近嘉陵江边，因为抗战，才从南京迁去了当时所谓的“大后方”。不能算是甚么名校，但是教学认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几年打结实的。尤其是英文老师孙良骥先生，严谨而又关切，对我的教益最多。当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后我是否进外文系，大有问题。
至于文老师，则前后换了好几位。川大毕业的陈梦家先生，兼授文和历史，虽然深度近视，戴着厚如酱油瓶底的眼镜，却非目光如豆，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另有一个文老师，已忘其名，只记得仪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陈老师那么不修边幅，甚至有点邋遢。更记得他是北师大出身，师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陈先生，甚至溢于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贡来教我们文。他是戴伯琼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惯称的“老夫子”。依清制科举，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京，也就是贡入子监。谓之拔贡。再经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县或教职。如此考选拔贡，每县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应该就是巴县（即江北县）的拔贡，旧学之好可以想见。冬天他来上课，步履缓慢，意态从容，常着长衫，戴黑帽，坐着讲书。至今我还记得他教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的功效。现在的学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会默读而不会吟诵，与古典文学不免隔了一层。
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们交作文时，就试写文言。凭我们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颇客气，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给六十分。后来我们死了心，改写白话，结果反而获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吴显恕读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余，对纷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请教戴老夫子，也带点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题目，便把书合上，滔滔不绝，不但我们问的典故他如数家珍地详予解答，就连没有问的，他也一并加以讲解，令我们佩服之至。
文班上，限于课本，所读毕竟有限，课外研修的师承则来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么学者，但他们出身旧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晓畅通达的。我一进中学，他们就认为我应该读点古文了，父便开始教我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母也在一旁帮腔。我不太喜欢这种文章，但感于双的谆谆指点，也就十分认真地学习。接下来是读《留侯论》，虽然也是以知为主的议论文，却淋漓恣肆，兼具生动而铿锵的感，令我非常感动。再下来便是《春夜宴桃李园序》、《吊古战场文》、《与韩荆州书》、《陋室铭》等几篇。我领悟渐深，兴趣渐浓，甚至倒过来央求他们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们不很愿意，认为我应该多读一些载道的文章，但见我颇有进步，也真有兴趣，便又教了《为徐敬业讨武里檄》、《滕王阁序》、《阿房宫赋》。
父母教我这些，每在讲解之余，各以自己的乡音吟哦给我听。父诵的是闽南调，母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从乡音深召唤着我，对我都有异常的切。就这么，每晚就着摇曳的桐油灯光，一遍又一遍，有时低回，有时高亢，我习诵着这些古文，忘情地赞叹骈文的工整典丽，散文的开阖自如。这样的反复吟咏，潜心会，对于真正进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最为深刻、委婉。日后我在诗文之中展现的古典风格，正以桐油灯下的夜读为其源头。为此，我永远感激父母当日的启发。
不过那时为我启蒙的，还应该一提二舅父孙有孚先生。那时我们是在说来场的乡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涛声日夜不断，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个山头，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经常在重庆城里办公，只有母带我住在乡下，教授古文这件事就由二舅父来接手。他比父要闲，旧学造诣也似较高，而且更加喜欢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倾向。
他为我讲了前后《赤壁赋》和《秋声赋》，一面捧着烟筒，不时滋滋地抽吸，一面为我娓娓释义，哦哦诵读。他的乡音同于母，近于吴侬软语，纤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书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图动人的线装《聊斋志异》。二舅父和父那一代，认为这种书轻佻侧艳，只宜偶尔消遣，当然不会鼓励子弟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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