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华小英没表示过丝毫不满。华小英是一个争强的人，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此后不久，我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去了，先是编矿工报，后是搞对外通讯报道。我们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虽是身经历，但当时并不知道它有多轻多重，弄不清它的来龙去脉。经过时间的淘洗，我们再回头一看，噢，原来是这样。比如郭大典给我介绍华小英时，我可以说不同意，但应当拒绝得委婉一些，不该上来就直来直去地嫌人家长得低。长得低是华小英的“短”，我那样说等于揭了人家的“短”。有了在宣传队的交往和一块儿干杯的铺垫，华小英定是对我满怀信心，可我却毫不客气地说出了那样不讲分寸的话。不难想象，华小英的一颗要强的心一定受到了打击，或者说受到了伤害。这从她后来对男朋友取长补短的刻意追求中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我嫌华小英长得低，这从反面激发了华小英的志向，她决心找一个高个子的男朋友给我看，从身高和精神上都压过我。还别说，华小英的追求成功了，她和厂里篮球队的一名男运动员交上了朋友。那名篮球运动员是篮球队的主力前锋，是全厂的第一高度。那名运动员我认识，姓李，我权且叫他小李吧。小李来自一座四海闻名的历史古城，不光身材超拔，篮球打得好，人的品格也很好。别看他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一般，在场下却是个生腼腆的人，有时一说话脸就红了。厂篮球队在全矿务局篮球比赛中曾赢得过冠军称号，有一阵子，篮球队红火得很，几乎成了全厂的中心。而篮球队的中坚人物小李自然成了姑娘们仰慕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位条件优越众人瞩目的小李，却被跟他差距很大的华小英追上了，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肯定地说，为征服人高马大的小李，华小英一定费了不少心思，使了不少办法。至于使了什么办法，为了表示对小李和华小英的尊重，这里不敢瞎猜。反正这件事再次表明，华小英是有心智有办法的，谁……
[续躲不开悲剧上一小节]也不敢小瞧她。郭大典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对我说：你嫌华小英长得低，人家偏要找一个高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没什么说的，我说高，实在是高。郭大典走后，我想到了一句找平的话，觉得应该对郭大典说出来，这句话是：
华小英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嫌她低，她就不会找这么高的。但我的反应没那么快，这句话就作废在肚子里了。
华小英的家住在矿务局医院附近，她回家时，必须经过矿务局机关大楼。有时我站在大楼上宣传部的窗内，就能看见华小英和小李结伴往华小英家里走。说实在话，我由衷地替华小英高兴。华小英能找到小李这样一位优秀青年作她未来的丈夫，真是她的福气。相比之下，我跟小李差远了。夜深人静之时，我一再问过自己：你有什么可爱的呢？回答是：你除了会动动笔杆子，其实没什么可爱的。我注意到，华小英和小李虽然一路同行，但他们俩总是拉开一定的距离，华小英在前面走，小李在后面跟，二人相距十几米远的样子。这反映出他们心理上是有障碍的。如果走得太近，他们担心高的会显得更高，低的会显得更低，会被别人认为不和谐，不般配，是羊和骆驼结。这一点我为他们感到遗憾。确有不便，二人可以不牵手，不相拥，但走在一又有何妨！既然两情相悦，只管好出个样子来，何惧他人笑路旁！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去厂里看望我的女朋友。返回矿务局时，在一高出地面不少的铁道路基上，我碰见了华小英。其时华小英通过自己的活动，已调到矿务局医院了。她是到厂里找她的男朋友。华小英先看见了我，喊了我的名字。有人说我的名字有点老气，经华小英一喊，我听见自己的名字很好听，年轻而又脆朗。我也喊了她的名字，说华小英，你好！华小英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从挎包里给我抓出了一把糖。糖五颜六，是花儿样的甜蜜。我一下子猜出来了，是喜糖，说喜糖我一定要吃。我接过糖，真诚地向华小英祝贺。华小英说，她和小李登过记了，还没正式结婚。我说：
一登记就算结婚了。华小英没有否认。她脸上飞满了红云，羞涩而幸福地笑了。华小英穿上了合的新服，又粗又黑的辫子梳得光溜溜的，人也胖了一些，的确像个新娘的样子了。
华小英的悲剧是突然发生的，没有前因，只有后果。要说不写华小英的悲剧也不是不可以，但那个日子太让人难忘了，是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据说那天她骑自行车带着，准备到矿务局百货商店买结婚用品，刚骑到矿务局保卫门口就遇上了车祸。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幸免一死。她呢，连人带车倒在一辆载重卡车的车轮下，沉重的车轮从她的部碾过去了。那天局机关放假，我的女朋友到宣传部办公室找我来了，我们正商量到哪里去玩，女朋友的一位同学匆匆上楼来告诉我们，华小英出事了。我们马上跑到保卫门口的那条马路上去看。华小英无声无息地躺在马路正中的血泊里，身上盖着一领破旧的芦席……这样的惨景，不写也罢。
如果不是在节日期间发生那样的悲剧，也许华小英会生活得很好，也许我会把她淡忘了。有了那个特定日期发生在华小英身上的悲剧结局，就在我心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每到五月一日，我都难免会想起华小英来的。这种反应好像受过伤的人一遇雨天伤痕就隐隐作痛一样。应该说，我对华小英的悲剧没有任何责任。真的，我想不出，实在想不出，我能有什么责任呢？我的善良的朋友们，你们说呢？你们说呢？
1999年5月1日前夕于北京（此文原载于《十月》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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