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是一个呆板的人，他是一开始不大喜欢我，我却是一直不喜欢他。我选择他女儿作我的妻子，他理所当然就成了我的岳父。我们可以选择妻子，但不能选择岳父。我们可以不尊重地把岳父看成是妻子的附带关系，而实际上，每个岳父对女婿来说都有一些强加于人的意味儿，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应该说，我对岳父还是不错的，精神上，我为他长了面子；物质上，我每次到他所在的矿区去采访，人家送给我的整箱的酒和成条的烟，我都留给他了。有一回，矿上在酒楼请我吃饭，我让岳父也去了。席间矿长、书记向岳父频频敬酒，我装作这事情很平常，并不看重，心里却充满说不出的快意。后来我想到，我的念头是恶毒的，岳父当初嫌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不愿让他女儿嫁给我，我是拿这种方式报复他来了，其中含有小人得志的质。可岳父并不觉得，他喝得满面兴奋，易拉罐的啤酒听子丁丁当当，一会儿就扔了一地。
妻子也承认我对她家的人不错。我说，我要了人家闺女作老婆，当然得为人家服一点务，人家把闺女养大也不容易。我还对妻子说，这都是为了你。妻子明白我的意思，说其实她和她爸爸也没什么感情。妻子的话让我不解，问起原因，不知妻子是不愿说，还是没仔细想过，反正说得一点也不系统，不能让人信服。
接到岳父病重的电报是春天，正是北京柳絮如雪的时候。电报是内弟打来的，要他速回。这种电报像发行物一样，全邮局每天的发行量肯定不会少，而且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连最严重的情况也礼仪般地说成“病重”、“病危”之类留有余地的话。不同的是它给收报人带来的影响。程度有深有浅。妻子先看到电报，我下班回家时，妻子呆坐在沙发上，心情很沉重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妻子把电报给我看。我一看就把情况估计得比较严重，按常规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打加急电报的。我很负责任地建议她当晚就赶回去，有一趟北京开往郑州的客车是夜里十一点多开车，马上去买票还来得及。我骑车到车站去奔票，要妻子在家准备一下，比如多带些钱，随身穿的服和带的服都要朴素一些。妻子不大同意我的悲观的判断，很疑惑地看着我，一再说，不会吧，不会吧。妻子的心情我理解，她从来没经历过失去人的事，总以为那些事情离她还很遥远，一旦事情成了现实，她不大敢正视。妻子跟我不能比，我从九岁到十四岁五年间，相继死了父、祖父和小弟弟，有着切肤的生死离别的经验。另外，我还多次梦见母突然死去，我在梦里悲痛慾绝，狠哭，狠哭，直到把妻子惊醒，她才帮我把噩梦中断。这些真实的和梦幻的经历都一再向我提醒着一条真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活着的人得准备着应付这些事情。这是我的清醒之，也是我的痛苦之。妻子在这方面稀哩糊涂，我一直以为她比我幸福，并相信她能长寿。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我没有说出她的父肯定凶多吉少，我只是暗示她有点思想准备，她父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近年来身每况愈下，已经不起病的消耗。妻子听从了我的劝说，不仅换下了红裙，连耳环也摘下来了。我见她的眼圈开始发红。我不能和妻子一块儿回去，就分别给岳父所在矿的矿长和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岳父治病和其他事宜上给予照顾。我在信上列数了岳父早年参加八路军，对忠心耿耿，为煤矿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等事情，不知不觉采用了悼文的修辞方法，流露出悼念的口气。我写下这些为一位老人送行的文字时，想到他凄凉的晚景，心头泛起一辛酸，但片刻间就过去了。世上的文章分两种，一种是给人看的，一种是留给自己看的，给自己看的才是尚好的，成心写给别人看的东西难免含有左顾右盼的杂念和夸饰卖弄的成分。我从票贩子手里买了高价票，当晚就把妻子送上了南行的火车。
岳父离休后，物价涨得很快，他们家的生活是困顿的。岳母没有工作。原来他们在矿务局所在地居住时，岳母在街道缝纫社做一些诸如锁扣眼儿缀扣子之类的零碎活儿，还能挣一点钱补贴家用。全家搬到矿上后，没有了这类活儿，加上岳母比岳父还大几岁，手脚不太灵便，眼神儿也不济了，就是有活儿也没能力做了。岳母一不做活儿，就没有了任何收入，两个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岳父那点有限的离休工资。和岳父同住在一个矿上的还有内弟和内弟媳妇三芹，内弟有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已分出去单过，是单独的一家人。但他们吃现成饭的习惯还保留着，愿意随时到二位老人那里吃一顿。他们还利用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唯—一个孙子的喜爱，把儿子一天到晚交给岳母看管。这样就更加剧了岳父岳母生活的窘迫程度。岳父嗜酒，每天都要喝一点。他连中等平的酒都喝不起了，就喝那些劣质的，廉价的。原来岳父的烟瘾是很大的，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有时他要自己动手炒一个菜，手上端着炒锅，嘴上还叼着烟。为此，我听到岳母不止一次地很厌烦地埋怨他，嫌她把烟灰掉进菜锅里去了。但岳父对岳母的埋怨习以为常，便不予理睬。岳父的嘴黑了一块，我以为那是常年吸烟烧黑的。烟瘾这么大的人，曾一度，岳父以医生嘱他不要吸烟了为由，竟把烟戒了。烟店发时，就喝一壶，或吃一块硬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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