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国十四年十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当时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杨卫玉先生，我以半天时间在该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持该社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译著职业教育丛书，及编著英文年刊。大家鉴于《教育与职业》月刊要每一个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于研究职业教育理论的比较学术性的刊物，于是想再出版一种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专门用来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我记得在一天由黄先生做主席的社务会议上（等于我们现在的业务会议或店务会议，每星期开一次），大家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结果决定办。接着大家即在会议席上想一个好的报名，你提一个，他提一个，经过相当的讨论后，终于采用了杨卫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两个字。主笔呢？原来应该由编辑股主任担任，但因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只大洋，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挥而就的，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型的“生活”两个字。最有趣的是后来办《生活日报》，请黄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仿着写出。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便这样在距今十四年前简简单单地呱呱堕地了。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说是空手起家的。这当然不是说毫无凭藉，无中生有，例如创办的时候，虽只有主笔王志莘先生有数十元的薪水，其余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帮忙，但是我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的职员，所以也可以说《生活》周刊是揩着职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并没有一定的资金开头，却是事实，所以说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尝完全没有理由。
王志莘先生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所以他主编了一年，就脱离去做银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编辑股主任的名义，所以他走了之后，这副担子就抛在我的肩上。这个“弃儿”在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途，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一般化民众化，订户当然说不到，报贩也不起劲。有一次遇着运动场开运动会，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印的数量虽有一千余份，最大部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谁想得到在中国文化界受到千百万读者欢迎的“生活书店”，它是在这样惨淡的情景中生长起来的！我应该老实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可是我既把它收容了下来，却也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将要告诉诸位它是怎样生活起来的。
《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职教社的几位先生，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点文章的，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所以慢慢地少起来，要向外征文吗？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小，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并不是他欢喜这样做，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个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有一个叫孤峰，有一个叫秋月，有一个叫……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仅仅有了许多笔名是不会凭空生产出文章的，那时没有听到什么“资料室”的名词，补救的办法是光杆编辑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得看后记个大概，请脑袋偏劳，有的也酌量买一点。奔回“编辑部”后，便怪头怪脑地分配各位“编辑”的工作！
上次所谈的“光杆编辑部”，做文章绝对没有稿费，那是不消说的。但是穷光蛋的野心却不小，想到颇有敦聘特约撰述的必要，我们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约撰述是毕云程先生。既是特约撰述，照理应该致送薄酬，藉表谢意，于是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费四毛钱！毕先生热心之至，每次得到“灵感”，写好一篇大作之后，就亲自乘着黄包车送来，来往车费恐怕总是超出全篇稿费，可是他却乐此不倦，一则因为他很敬重我们的苦中乐干的精神，二则因为《生活》周刊的读者群已在扩大，他的卓见有许多人看到。
可怜的“弃儿”已渐露头角了，不到二年，销数由二千余份突增到二万份以上，胆子越弄越大，不但有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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