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用服务的精神，为登广告的人家设计，我从前已经说过，他是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的，独出心裁替登广告的人家作义务设计，做得人家看了心满意足，钦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而且在别处的广告（登在各日报上的广告）也用着同样的底稿，每次总是迫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设计。因此我们的广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结交一位朋友，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继续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遇着要出特号，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只要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在各处巡回奔跑一番，便“满载而归”。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常薄弱的，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如果放大眼光，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着想，为一个文化机关培植基础，比个人成功一个财主，两相比较，其贡献于社会乃至人类孰大，却无须我们解释而已可瞭然的。
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嫌钱，大拉广告也是赚钱之一道。
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屡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个钱的价格不加。刊物内容要有精彩，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后来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讯，因为洋面包特别贵，非重费难得好稿。）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例如拉广告是赚钱之一道，但是登广告的条件却非常严格，（这在以前已说及）不肯为着老孔（指孔方兄，勿误会！）而有丝毫的迁就。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对中华职教社的几位前辈先生——黄江杨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还未独立以前，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当时虽已会计独立，但在事实上还是归职教社管理的。职教社是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经济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可是他们重视这一部分的事业，从来没有把我们所赚的钱移作别用，却听任我们把所赚的钱完全用到本身事业上去。
我曾经说过，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到民国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生活》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书报代办部”，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渐扩大，人手太不够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接洽业务的时候，就时常留意相当的人材，不久便把严长衍请来了，他对于书业是富有经验的，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欢天喜地。到了民国二十年，寒松同事也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了。现在大家喜称他为“老艾”，“老艾”和我们的事业发生关系的缘起，追想起来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以读者的姿态写一封长信给我：讨论当时所感到的关于青年和国事的问题。我看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赶紧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可是被邮局退回，说并无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以为真名，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问何某某，都说不知道。我虽常常想起他，但以为他已不在人间！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并略加附语，登在《生活》周刊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几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报摊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飞跑地来看我。看后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谈。
我在上次谈起寒松是于民国二十年加入我们这一群的。但是这件事却不很简单，《生活》周刊在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改成单本之后，虽已踏上了更向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羽毛似乎较前略丰了，但是仍然是很窘苦的。我们当时虽很想正式请老艾加入，可是经济力量不够，还是力不从心。这并不是因为老艾在物质上提出了什么高的要求，一点没有，因为他是完全以热烈的同情心来想加入共同努力的。他当时也只需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就够了，可是说来惭愧，我们再三考虑，依据当时“总的经济”，还是无法决定。于无办法之中想出一个办法，我和他商定每期由他替《生活》周刊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把稿费凑成三十元左右，同时在办公室里加一张办公桌，请他来办公！这似乎太难为了他，但是他并不计较，很诚恳地替我们努力。他原号涤尘，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个笔名，我就随意代取寒松两个字，这就是寒松之由来。他又很虚心，有时我觉得他的文章需要重写，他就重写，三写他就三写！以这样菲薄的待遇，在工作上又这样苛求，而老艾总是诚诚恳恳地帮助我们，这真不愧是一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寒松”了！我们当时本想请他担任在我们算是破天荒的总务主任（以前没有），但是月送三十只大洋，还要以稿费补充，还要说什么主任不主任，实在说不出口，所以并没有对他说出什么名义，他也不知道什么名义，只是热心帮我们工作就是了。我还记得我们寥寥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小房间里开什么“业务会议”，围坐在一个极小圆桌的周围，真做到了“促膝”的程度，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两目炯炯光着头的老艾，一腔热诚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着重音的话语里表现出来。
我在上二次曾经谈及最初几次添请同事的情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窘苦，也可以看到我们事业的逐渐发展，但是还有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奠定了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我自从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后，始终坚决地不介绍自己的亲戚，也可以说不用私人的任何关系而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也许有人要觉得矫枉过正，但是，为着扫除封建余毒，宁严毋滥。这一点在我前几次的叙述里也可以看出的。这种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已成为本店在用人方面的一种传统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同人的数量较前增加了百余倍，在人事问题上当然比较以前复杂一些，但是和其他机关比较一下，便知因私人的关系而倾轧排挤的恶习惯，可以说是没有，在比较负重责的人从来也不因任何私人的关系而感到棘手：这都是由于这个传统精神的作用。
除了极少数在社会上服务多年，在事业上已有昭著成绩的人，我们依着事业的需要聘请进来之外，最大多数的同事都是经过考试手续的，一方面根据业务上的实际需要，一方面根据应考者的实际能力，加以公正的考虑。现在本店有许多得力的干部，其学识能力都能超过任何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练习生升起来的。这种极可欣幸的现象，就是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的结果。因此我们这一群一心一德亲密诚挚的同事，是人才的集团，是事业的共同目标所吸聚，而不是由于任何私人的关系而聚集的。这可以说是本店事业所以得到相当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日本强盗在“九一八”开始掠夺我国的东北国土，引起了我国全国爱国同胞的愤怒，霹雳一声，坐镇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战，嫩江战役，震动了海内外同胞的心弦，生活周刊社也大声疾呼，号召读者为马将军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战士捐款，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当时我们的办公处已移到环龙路中华职业教育社新造大厦的底层，另辟独立的门户，进门二三步就有一个木制的柜台横着，柜台上面装着一排矮栏，每日随着东北马将军抗战的紧张，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的热心读者，数十成群，继续不断，争伸着手把钞票，洋钿，角子，乃至铜板，纷纷交入，卖报的孩子与卖菜的乡下老伯伯，都挤在里面慷慨捐输，那种热烈的情形，真使人永不能忘。我们仅仅十几人的全体同事全体动员，收钱的收钱，记录的记录，打算盘的打算盘，大家忙得喘不过气来，十多架算盘的的搭搭算到深夜二三点钟，把姓名和数目赶着送到日报去登广告，第二日全张四分之一的大广告赫然显露了。登广告的钱是我们平日的热心广告户应我们的请求而捐送的。这样热闹了好几天，捐款竟到十五万余元之多。当时不仅轰动了全沪，简直轰动了全国！最有趣的是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也在发起捐款，第一天也和我们同样地在日报上登出捐款者姓名数目的广告，但是第一天就不及我们的一大半，第二天更小，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不再登报了！在踊跃捐输的读者中，有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粤东女子”独将父母遗产全部二万五千元捐给马将军抗战，社会上都在纷纷揣测谁是这位“粤东女子”，她曾经亲来见我一面，但不愿公布姓名。这是一件够令人感动的义举，她可说是拥护抗战国策最早最力的一位女先锋！
第二件轰动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这一战役给予全国同胞的兴奋，并不下于黑龙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门口捐款的拥挤，其热烈情形也不下于我们为马占山将军捐款的时候。不过为马将军捐款时，我们因远在上海，只须设法把款汇往黑龙江就行；这次战役，却近在上海，我们同时还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根据战士们的实际需要，帮同后方的机关采购种种需用品，押送到前线去，所以忙上加忙。同时因为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特别信任，我们办公处里的电话机上的铃声响个不断，“喂！战事有何新消息？”刚回答了一个，第二个又继续地接上来。我们这号称全体而实际只有十几个人的同事，不得不轮流在电话机旁服务，甚至在深夜还有许多读者来“喂！”我们不但不以此为麻烦，而且感觉到深深的荣幸，很诚恳地很客气地回答了每一个读者在电话中的询问。幸而我们不但有人参加了后方的服务，和军事的后方机关有密切的接触，而且战地记者也有不少是我们的熟友，所以在战事消息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尚不辜负读者对于我们的特殊信任。除在电话里不断地为读者服务外，因为有许多读者经过我们的门口时，往往都要弯进来问问最近的战事消息。尤其是在下午以后没有报看的时候，于是我们每天居然写了几次大张的“号外”，在门外专备的大木板上贴着，报告最近的军事消息，在那里你常常可以看到数千成群的读者静悄悄地仰着头细细地看着。他们对于我们的“号外”的信任，超过对于任何日报的“号外”。在这样鼓励之下，我们同事尽管缩短睡眠，疲于奔命，但是精神上的愉快却是无法形容的！
第三件轰动的事情就是《生活日报》的招股，招股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何轰动之有？但是《生活日报》的招股却有它的特殊的情形。首先，《生活日报》的发起是应许多读者长时期中的要求，并不是由少数人凭空想办的，所以一旦公布招股，便有着非常蓬勃的气象，数千份招股章程放在门内柜台上，几乎瞬息精光！许多读者因为信任《生活》周刊，都希望能有一个具有同样精神的日报，都抱着满腔热诚来投股，所以在一月左右便达到十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的数目似乎也并不足以惊人，但是你如果想到这是数元数十元凑集而成的，便可以想见这里面所包含的热血肝胆，实在不是任何数目字所能测计的！我们没有大股东，而股东的数量却是几千人，布满着海内外的各角落！许多读者都在十分殷切地盼望着这个日报的早日出现，我们也在勤勤恳恳地筹备着一切。今天接洽印刷机，明天研究健全的组织，后天讨论报的格式与内容。那时我们的心情，真是好像在办理什么天大的喜事！但是正在蓬蓬勃勃之际，却因“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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