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而不得不中途作罢，我自己也不得不出国。当时因为开办遥遥无期，所以把已招得的股款完全发还，并且把存款于银行所得的利息，也一并归还给投股者。我们在经济上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一毫不敢苟且随便，但是不能如许多读者多年的期望，创办一个他们所想望的日报，这个歉忱是至今还深深地存在着。（后来在香港试办的《生活日报》，是由本店单独试办的，详情见拙著《经历》书中。）
关于上几次所说的几件“轰动的事情”，都是有关于经济的事情，也就是关于银钱经手的事情，关于这方面，本店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除《生活日报》的股款本息全部归还外，为马将军捐的款，为十九路军捐的款，都经过上海潘序伦会计师查帐证明无误。我们都根据会计师的证明登报宣布及印发征信录。我们认为这个手续非常必要的。这不但是本店保持读者的信任所必要的手续，而且即我个人也受其赐，因为后来有人企图破坏我在社会上的信誉，公开用文字诬蔑，说我把替马将军捐的巨款私吞下来，用来办书店，并用为出国的费用，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们再把会计师的证明书制铜版在报上公布，什么阴谋都无所施其伎俩。
不但关于上述的几件事而已，自从本店开办以来，每年度的收支，都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即在抗战以来的帐目，虽因迁徙无定，未能早查，但最近也逐一由会计师清查了。少不了的会计师，他是我们在经济上绝对诚实的证人。我们向来是要请教他的。我们对同事向来是经济公开的，最重要的就是有会计师的查帐和证明书。我们的事业是由艰苦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艰苦的情况中共甘苦，共同奋斗，固然是由于有着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费，没有不劳而获的分子，并因为我们的经济公开，偶有一部分的赢余，也是用到发展事业的上面去。甚至因为历年的资金不够，应分的一些股息和一些红利，都一古脑儿用作事业的维持费和发展费，大家并无怨言，也是由于请教了少不了的会计师！
我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间出国，但是本店在我出国后，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在我出国后的第二年间，不但不衰落，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撑，劳怨不辞；诸同事的同心协力，积极工作，愈之先生的热心赞助，策划周详，以及云程仲实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试举其荦荦大端：（一）杂志种类大增，有《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等，都是风行一时，万人争诵，杂志订户亦随着突飞猛进。（二）本版书大增加，我们最初是以经售外版书为大宗，这时自己也有了编印本版书的计划。（三）邮购户大增。（四）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首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以便读者订购书报。（五）同事人数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六）租赁四马路店址，并在该屋三楼之上自建四楼。
《生活》周刊虽因文字获罪而停办，但由杜重远先生接下去创办《新生》周刊，由寒松先生相助，内容精彩，风行海内外，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生力军。中间虽因文字触怒了日本强盗，不幸夭折，但是由此更暴露了日寇对中国的横蛮，引起了全中国的爱国同胞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国人士的正义感，实为我国后来神圣抗战奠下了一块基石。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间回国，我下船后第一件事是眼眶里含着热泪奔往狱里去慰问杜先生，随后跑到四马路本店里，和每一位同事亲切的握手，出国时只有十几位同事，回国时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握手就握了不少时候！我在那短短的半天里，真是悲喜交集！
我回国后，又请到文坛大将金仲华先生加入本店，是本店的一大幸事。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已日逼日紧，全国的爱国怒潮正在日趋澎湃之中。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危殆局势，但是在本店的小范围内也有一件万分焦虑的事，就是伯昕先生因劳苦过度，肺病甚危，我奔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行动，上气不接下气的激烈地喘着，那真是不得了！他在这样危殆的情况中，还念念不忘店事，还不肯抛弃一切去养病。我极力劝他暂时往莫干山静养，他坚持不肯。我想除了强制执行外，没有其他办法，特请张铭宝先生（雪岭同事的老兄，原在交通印制所任事，此时在两路局任事，也是本店的一位热心老友）代为布置一切，第二日把伯昕先生“押解”上山！强迫养到年底，他居然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个小波澜总算安稳渡过了。
但是大波澜却在继续增高中。为着推进救国运动，在这时期，我们办了每期销数量多时达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承办了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生活日报》。二十六年“八一三”神圣抗战爆发，本店为着努力抗战文化起见，许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内地各重要据点去工作。我们因限于资金，各位同事只是以数百元作为一个新据点的开办费，号称经理，实同士兵，在没有旅馆可住的地方，初到时往往即在码头上露宿一宵！有一次有位“经理”因船挤被挤下水，幸而得救。这种苦楚的生涯，只有我们同人自己知道的。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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