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涤生）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曾涤生）
【启超谨按】以上所抄，皆先儒言克治之学说也。侯官严氏译赫胥黎之《天演论》曰：“人治有功，在反天行。”又曰：“人力既施之后，是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后已。倘不能常目存之，则历久之余，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言也，近世稍涉猎新学者所诵为口头禅也。吾以为治心治身之道，尽于是矣。先儒示学者以用力，最重克己。己者天行也，克之者人治也。以社会论，苟任天行之肆虐，而不加人治，则必反于野蛮；以人身论，苟任天行之横流，而不加人治，则必近于禽兽。然人治者，又非一施而遂奏全胜也。彼天行者，有万钧之力，日夜压迫于吾旁，非刻刻如临大敌，则不足以御之。左氏《传》曰：“如二君，故曰克。”克也者，甚难之辞也。用功之法，自仍以致良知为一大头脑。白沙所谓才觉病便是药，朱子所谓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药也。然一觉之后，究竟能已此病否，则全视其决心与其勇气。钱绪山“虞字作祟”一条，最可体验。其谓“自虞度曰：此或无害于理否？或可苟同于俗否？或可欺人于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时以图迁改否？”此等虞度，往往与省察之功因缘而生。吾辈试自勘度，未有一人不犯此者。而因循一时之念，为毒最甚。孟子月攘一难以待来年之譬是也，实由勇气不足以任之也。于此时也，学者则当自思维曰：此过之必须改与否且勿论，今日不改明日能改与否又勿论，但向者我之良知，不尝命我以改乎？我最初之友心，不尝谓一遵良知之命乎？而今何为若此？是明明我不自为主人而为奴隶也。他恶犹小，而为奴之恶莫大。以此自鞫，必有蹙然一刻不能自安者。又克治大过固不易，克治小过尤独难。大过者，以全力赴之，或恐莫能胜；小过者，则吾玩视焉而不以全力赴，谓此区区者不足为吾累也。此则蕺山之言最博深切明矣，曰：“从此过而勘之先，尚有几十层；从此过而究之，后尚有几十层。”此真深明因果律原理之言也。故以客观论，则有比较之可言，曰：彼大过而此小过也。以主观论，则两极端绝对而无比较，非善即恶，非恶即善。吏而臧者，臧巨万臧也，藏一钱亦藏也。其臧之数不同，而其忍于臧之心则同也。故以法律范围论之，则过恶有大小之可言；以道德范围论之，则过恶无大小之可言也。狮子搏虎用全力，其搏兔亦用全力。学者自治之功，当若是也。
【启超又按】曾文正常自言，“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故一生最提倡勉强之义，其事业亦多从此二字得来。此一般学者最适之下手法门也。习染困人，中材什九，非经一番火铁锻炼，万难自拔。刘蕺山所谓心贵乐而行惟苦，学问中人无不从苦中打出，盖谓此也。昔人常称吴康斋之学，多从五更枕上泪流汗下得来。学者苟常取康斋及曾文正之日记读之，未有不怵然自振者。此亦一种之兴奋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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