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告诉我的故事。
台湾的姑娘喜欢穿花裙子，光脚拖木拖板，爱玩爱笑爱打扮。可是她们的日子十分困苦，成千成万的女孩子，还没有长成少女，就要去谋生。又没有正经的生路，只好去当“下女”，去做“女招待”……每当夜深人静，我听着窗外马路上，格拉格拉的木拖板声音，一句半句南方海岛上的吟诗般的歌曲，爽朗的成串的笑声，我就寻思台湾姑娘的格，可总是抓不住要点。直到认识了一位小姑娘，眼见她一二年间，忽然长大成熟，又忽然枯萎谢去，我才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为了生活，远离不愿意离开的大陆，渡海到台湾中部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学校远离城市，宿舍又远离学校。那是一座日本式的木头小房子，经过了日本投降，民接收，弄得围墙倒塌，门窗破败。荒凉的院子和寂寞的田野连接起来了。我怀念大陆上的火热的解放战争，又听不懂本地话，没有一个朋友，活像被充军到沙漠上去了。
有一天我上课回来，推开房门，不觉呀的一声，仿佛走错了人家。那挂在墙上的脏服不见了，摊在“塌塌米”上的被褥叠起来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最难得的是一清凉的气味，那是“塌塌米”①刚用凉擦过了。我听见厨房里有响声，从破败的窗子里望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姑娘，在低着头刷洗锅碗。只能够看见半边脸，脸又白又干，仿佛石灰。她像是怯生生地看我一眼，没有抬头，也不说话。这就是好心的台湾同事，给我找的“下女”。可是这么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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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塌塌米，铺在地板上的草席。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娃莫栽。”
“家住哪里呀？”
“娃莫栽。”
“不要害怕，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
“娃莫栽。”
我刚学会几句台湾话，知道“娃莫栽”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想必我说的话，她一句也不懂吧。我回到房里，拿一张纸，写上柴米油盐几个大字。再拿出十块钱，一起交到她手里。还没有解释什么，她就静静地一笑，把纸头和钱随便往兜里一塞。
我想我总要说上几句什么才好，就把刚学会的几句台湾话全部搬出来，再捎带上几个日文单字，外加指手划脚，向她说明早饭午饭的时间。晚饭早迟一点不要紧。穿服向来不讲究，用不着天天洗换。我看得出来她至少是听懂了大半的。可是必要回答的时候，总是一声“娃莫栽”，或者静静一笑。我疑心这笑里面多少有些狡猾。并且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啊，不是一个小姑娘，人家很有心眼儿哩。
从此，这个破败的日本式小房子上有了炊烟。荒凉的院子里挂起绳子，晾上服。白天有人把窗子打开，让阳光进来。有天晚上，我坐下来写字，叫她沏一壶茶。往后天天晚上一坐下来，就听见她从厨房里，格拉格拉走过来。到了房门口，甩去木拖板，赤脚走上“塌塌米”，双膝跪下，把茶盘放到矮桌子上。这跪下原是日本式的日常动作，既有“塌塌米”，又是矮桌子，好像也只有跪下比较合适。可是我总不习惯，觉得自己享受过分了。每天她放下茶盘之后，就把捏在手心里的一片极小的小纸头，往桌上随便一扔，一声不响地出去了。纸头上写的是柴米油盐几个大字，每个大字下面注着钱数。我费了许多口，说明用不着这种日报制度。她只是回答一声：“娃莫栽。”有一回我假装烦恼，当面把纸头撕碎，这才不再拿来了。可是我发现厨房墙上挂起一个小本子，那是日记账。啊，多么固执己见的姑娘呀。
我是一个流的光棍汉，人地两疏，却得到这样舒适的照顾，心里充满了感谢。可是一天又一天，从她嘴里只能听到一句“娃莫栽”。我觉着是故意对我疏远。她仔细地固执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仿佛对大陆上来的人，一概不信任。有回我苦脸告诉她，不知叫她什么，只好叫做“娃莫栽”吧。她先是静静一笑，接着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笑得直不起腰，两手捂脸，跌坐在台阶上。可是忽然打住了，笑容不见了。好像风筝断线，一下子飘得无影无踪。这一刹那间，她明明显出心事重重。不是这种年纪担当得起的心事，或者这种心事使她成熟得过早了。
我向台湾同事打听她的身世，只打听到她的父是一个小学教师，她是高小毕业生。家口重，就念不起书了。我想一个教书的人，自己的子女反倒失学，真是叫人难过。我打算每天晚上抽一点点时间，教她文。可是这姑娘挺有心眼，我一时不敢乱说什么。有天我到厨房里去，看见她捧着本大书。见我来了就往抽斗里塞。我抢过来一看，却是日文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吃了一惊，说了一句愚蠢的话：
“看得懂吗？”
“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说错话了，赶紧叫道：
“你很用功，好，很好。要学文吗？我教你，我有时间，学吧，你学吧。”
“娃莫栽。”
此后每天晚上，我们上一小时的课。上课当中，我才知道一般的语，她全听得懂。文程度，也够高小毕业的了。
过了三个月，我第一次让她作文，不出题目，由她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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