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她随意写写学习的感想。她写道：
“我要努力学习文，赶快学好。明年我要考中学去。我的大哥被捉去当了兵，有了饭吃。我的二哥被捉去坐了牢，也有了饭吃。他们有饭吃，还使得我爱的母用不着吃饭了。
从此我笑不畅快，玩不起劲。人家说我成了小大人。可是我的爸爸对我说：‘这样很好，可以供给你上学去了。’上学本是我的梦想，可是料不到，美丽的梦想会是这样实现的。因此，我没有一点理由偷懒，我要赶快学好文。”
我常年看作文卷子，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的动心。老实说，流下了眼泪。并且立刻背下来了。我是小心谨慎的人，平时牢牢记着，哪些话不能出口。可是给她上课时，我竟和她一起读报纸。向她介绍大陆上的真实情况，在字里行间，寻找大陆战场的真实局势。
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我有几个眼睛亮闪闪的，聪明伶俐的女同学。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许多接近的机会。可是我胆小，生怕句把难听的话，几下不得的举动，损害了她们天仙般的美丽。离开中学以后，我过着贫穷的流生活。寒酸潦倒，简直不敢想象有一个知心的女朋友了。现在我竟得到这么舒坦的日子，天晓得她怎么摸透我的一些穷讲究：我不爱书桌上花，花瓶得搁在窗户……
[续台湾姑娘上一小节]台上。服不摆在眼面前，是想不起换洗的。又怎么知道凉擦过“塌塌米”之后，那一种清凉的气味，能叫我心醉。这些琐碎事情，我是从来不跟人家说的。
到了年关，正月初一的早上。她从家里赶来，穿了一条新做的墨绿裙子，上身是青缎外套。从青缎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本是母的服。她静静一笑，鞠了个躬，咬字分明地用语说道：
“恭喜新年。”
立刻钻到厨房里去了。我赶紧叫道：
“不吃饭。早就说过的，初一到初三，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今天我要出去玩一天。对了，进城玩玩去。对了，你也去吧。
对了，去吧，一起去吧。”
在姑娘们面前，我永远只会慌里慌张地，装做偶然想起，才能提出要求。可是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一点反应也没有。管自格拉格拉走来走去，收拾屋子。我只好拿起报纸，闷闷看着。好一忽儿，听不见格拉格拉的声音了，抬头一看，见她笔直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田野。我忽然想道：难道是等我出去吗？赶快走到她身边，说：
“多好的天气啊。”
她就静静地跟着我走了。
一路上，我们遇见一些同事，还有邻近学校的教职员们。
不论是谁，她都点一个头，用语或台湾话，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我奇怪她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不想她回道：
“认不认得，过年总要问好的。这是礼节。”
惭愧，我竟不懂得这么好的礼节。可是我觉得那些认得或不认得的人们，都用一种尖利的眼光看着我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惭愧，她好像不在意，照样静静地，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进了城，我慌忙带她走进一家清净的咖啡店。对面坐下之后，我发觉她的眼神里，透着猜疑，忧虑。可是她一字不提，全部埋在心里。可是又全部，叫黑白分明的眼睛泄露出来了。
我猜度着说道：
“别管人家，我们玩我们的。”
“什么？”她好像不懂，但又立刻明白了似的。说：“没管人家呀，管那些做什么呢？”
“看你好像有些不安心。”
“过年总要算算账的。昨天晚上我爸爸对着账簿，坐到下半夜，抽完一盒烟，说，我们家很穷啊。你大哥二哥都为着真理，给抓走了。我这个老牛，还可以拉几年车子。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你们也要有一个为着家，为着生活……”她停顿了一下，简简单单地说：“爸爸要我什么也别管，一心学医去。”
“学医也很好啊。”
“啊。”她闭上了眼睛。当睁开来时，神很安静。说：
“老师，你留心没有？听说有时候校长偷听你讲课。”
我心里一跳，怎么她也知道了呢？我秉谨慎，但又绝不说谎。到了真话不能明说的时候，就不作声。在课堂上讲近代史新文学史，都是只讲到“五四”，就声明讲不下去了。
可是作家总是要讲的，我介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几次发觉，校长悄悄闪在窗外，壁虎那样贴着墙壁站着，听我讲课。
生活经验告诉我，早晚要卷铺盖走路了。
“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见什么风声了？”
她摇摇头，却说：
“也有的老师，课堂上不讲什么。课外找一些好学生，搞读书小组，读课外书。”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声音轻悄悄的，样子多像个文静的女学生。可是说的话又很沉重。我竟不明白这是她自己的话，或是别人让她告诉我的。因为这一番谈话，我觉得我们互相间又多有了一些了解。我觉得她的内心比她的年岁要年长得多。但这一天玩得总不爽快，仿佛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来到了。
正月初五，学校里摆酒席聚餐。那校长原是个小官僚，酒量可以跟酒缸比较的角。从黄昏一直喝到十点钟，越喝说话越多。教员们轮流站起来向校长敬酒。最后有个教员竟把校长扶上凳子，有人叫好，有人跑过去帮忙，竟从凳子上又扶到桌子上面。叫我们大家围着桌子，举着杯子，为校长干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但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放下杯子，从人堆里挤出来，走出屋子。我听见乱哄哄的声音中，校长冷冷地说道：
“共产。”
我考虑了一夜，觉得俗话说得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清早起来就收拾行李，“娃莫栽”好像不觉得意外，什么话也不说，只管帮我捆捆绑绑的。当我雇好脚夫，回头却看不见她了。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我心慌了，走到厨房窗口，只见她笔直站在窗里，脸石灰一样又干又白，脸上挂着两行眼泪。她一动也不动，只是手指头哆嗦着。手里抓着一张我的名片，那原是贴在房门上的，不知什么时候她拿下来了。看见这种情景，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全盘乱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反倒拔脚跑出院子。冬天的早晨，铁青的天，荒凉的田野，哭泣的风，一挑行李，我踉踉跄跄上了路，走出里把地，终究忍不住了，猛的回头，从倒塌的围墙缺口，看见了破败的厨房小窗。窗里黑糊糊的，可是我好像清清楚楚，看见“娃莫栽”当窗站着。手里拿着我的名片，脸上挂着眼泪。我很难过，仿佛是一个丢下人，管自落荒而走的家伙。
进了城，我找一个朋友借路费。那朋友在职业学校教书。
职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员，就把我留下了。要我教文之外，兼教两班地理。地理上头，我完全外行。可是朋友说，走上讲堂，拿起粉笔，随手画出一个省的轮廓。再添上主要河流，几条山脉，有这一手，就是地理教员。一个学期不过教三四个省，离开学还有半个月，还怕练不会这一手吗？我想想无路可走，只好去练画地图。我生怕日后闹笑话，就命令自己什么也不想，一天到晚画呀画的。
开学的那一天，我参加了开学礼回来。正打算坐下来准备三天之后的第一课。猛的听见格拉格拉的声音，直走到门口，甩去木拖板。听得这样真切，我的手都哆嗦了。我觉得有人站在房门外面，我背上发毛。猛的回头一看，啊，当真是“娃莫栽”。她静静笑着，见我回头，就双手放在膝盖前面，深深行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咬字分明地用语说道：
“老师好。”
来得这样突然，我慌里慌张地招呼她坐，喝。可是她不好意思地，把拿在手里的一个小包，随便往屋里一撂，就去看满墙的地图。一下子她又钻到厨房里去了，我听见打开龙头又关上，揭开锅盖又合上。她从厨房里出来时，皱着眉头，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我赶紧说：
“不用忙，别着急。你看，叫我弄得……
[续台湾姑娘上一小节]乱七八糟。你休息休息再整理吧。”
她稍微一愣，随即静静地笑道：
“爸爸不让我当‘下女’了呢。”
“那好，那好。”
“我考职业学校好不好？”
“好啊，好啊。”
“今天来考，不就晚了吗？”
“是啊，晚了。”
“不晚，不晚，我早考了呀。”
“啊，啊，好啊，好啊。”我连声叫好。一边又因为自己总把人家当做“下女”，脸也飞红了。可她已经拖上木拖板，走出大门。我叫道：
“慢着慢着，考上没有？”
“娃莫栽。”她管自走了。
我回头看见撂在屋里的小包，叫道：
“慢着慢着，忘下东西了。”
“娃莫栽。”
我打开小包一看，却是一盒糕点。明明是一件礼物。我忽然想起她的对着账簿坐到半夜的老父，我的眼眶了。
以后有两天没有看见“娃莫栽”。我第一课教的是江西省，我把江西的轮廓画了几十遍，越画越像一个少女的头部剪影。
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第三天早上我到学校里去，看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在场上走来走去，好像一个市集。我走进教员休息室，看见同事们都一声不响地呆坐着。我的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昨天下午，台北爆发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人民反抗蒋政府的统治，包围了行政公署。罢工、罢市、罢课，今天连火车都不通了，恐怕全省都要响应了。——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起义。
上班钟响了，没有一个学生往教室里走，却在场上排成队伍。一个大个子的学生上台喊口令，一个女学生向大家交代什么事情。不料这就是“娃莫栽”……我着了魔似的，从玻璃窗里看着学生们唱起进行曲，喊着口号，打上旗帜，齐步走出学校。刹那间，我的中学时代涌到眼前：高喊着抗日救亡，罢课，游行……当年的生活多么爽朗，生龙活虎。现在我却这样孤独，软弱，好像一条灰不溜秋的耗子。我的心头擂鼓一般跳动，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我接到校方的通知，说是言语不通，可能引起误会，不要离开学校一步。我推磨似的在屋里团团转了一天。晚上，七八个学生推开我的房门，问我有手枪没有？有子弹没有？有别的武器没有？“娃莫栽”跟在大家的后面，站在角落里，眼睛盯着地面，仿佛我们从不相识。有一个学生解释说，恐怕引起误会，武器还是交给他们保管的好。我看得出来，这是变着法子搜集军火。听说话，他们仿佛把我归到敌人那一边去了。我无话可说。“娃莫栽”第一个走出屋子，学生们都跟着走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好像钉子钉到我脑子里去了。他们要手枪干什么呢？难道这是用枪的时候吗？嗐，没有一点学生运动的经验！不知道三五支枪，反倒会坏事的呀！“娃莫栽”，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坐下站起，站起坐下。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跌跌撞撞摸到学校里，看见有个教室灯明火亮。我闯了进去，没错，这种景象我熟识得很。课桌都已拼凑到一起，铺开纸笔，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画漫画。我故意不看“娃莫栽”，不看任何人，不管四面八方尖刀似的疑问的眼光。
我大声说明自己也当过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我有一点点经验，愿意贡献我的力量。说话之间，我的眼角觉察到“娃莫栽”跟几个学生咬耳朵。等我说完话，立刻受到学生们爽朗的欢迎。不知怎么的，“娃莫栽”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把我按到椅子上。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只见她笑着，笑着。就是这种场合，她的笑也带着静静的味道。
当晚，我们决定派出两组代表。一组到台北联系，一组去台中。“娃莫栽”是到台中去的一个。天蒙蒙亮时，他们上汽车走了。
我的青春回来了。虽说经过了特别寒冷的冬天，可是当大地醒过来时，冬天的冰雪也变成了泥土的营养了呀。我自信比学生们还要壮健。可惜，可惜我们还没有站定脚步，街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兵们随时随地可以实弹射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娃莫栽”还没有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学校里禁止我外出，就是不禁止我也无路可走。我把牙膏牙刷，换洗服，收拾在一个小提包里，准备随时被捕。有回我打开收音机，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叫喊，虽说焦急万分，可还是咬字分明：
“……青年们，工人们，赶快到台中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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