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解放前长期任系主任。当我跨入复旦中文系的大门时，陈先生早已做古。而且即便在，照年龄计，他该是我的祖父甚至曾祖一辈。他活着的时候，我的师辈便以能见到他为幸，我等后生小子无缘谋面是情理之中的事。
进复旦后，同学们议论起中文系的先贤时，说得最多的是陈子展先生。其实，与子展先生同时的复旦中文系先哲还大有人在，如众所周知的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等老先生就都曾是子展先生的同事，论名气威望，他们并不输于陈先生。推测起来，吸引大家的应该是子展先生种种与“狂”相关的趣闻、轶事吧。
我第一次见贾植芳先生，告诉他我是湖南长沙人时，他瞪着一双锐利、机智的眼睛，表情严肃的对我说：“湖南人？陈子展是你们湖南人，你知不知道？典型的湖南人啊，耿直刚硬，是个狂士……”以后我每次去见贾先生，他总要深情款款地跟我聊到子展先生。
据贾先生回忆，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时期，上面要调陈子展到安徽大学去，子展先生怒而不从，一气之下，准备将自己的藏书一古脑送给家门口摆摊的小贩，让他拆了当废纸，去包花生米。并说以后不再读书，回湖南老家钓鱼去。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蓄起了长长的胡子，当时他住在上海市中心，属苏州河南岸，复旦地市郊东北，属苏州河北岸，他发誓不给他平反他就不刮胡子不过河等等。想起子展先生当年不合于时，敢言敢行的音容风姿，实在是令人神往不已。
说到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也难怪他不服。他是复旦唯一一个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而且是“右派”中规格最高的一类——“极右分子”。在大肆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年月里，子展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时事政策的文章，也没有参加过一次集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他离群索居，呆在家里，连课都不去学校上。其实，子展先生原来并不是个不问世事，只钻研学问的书呆子。他三十年代曾在《申报·自由谈》《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生动犀利、针贬时弊的杂文，其中《安内乎？攘外乎？》一文尖刻辛辣地讽刺了民反动派卖投降的丑恶行径，鲜明反映出了一位忧忧民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道德良知。在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子展先生与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cc系斗争得很激烈，以至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想要解聘子展先生。然而，当历史进入一个人人欢呼雀跃，人人都忍不住要有所表现的新时代、新社会时，子展先生却开始沉默了。按理说，这是生“狂味”十足的子展先生展示自己“狂态”的大好时机，并且当初的代表、即后来的委书记也颇重视子展先生，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但是，他不肯，理由是：共产困难时，我理应出力相助，现在共产情况转好了，愿意帮忙的人多的是，我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原因真是这么简单吗？我在子展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一篇名为《正面文章反看法》的短文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总之我们读书做事做人，都不可认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须知有一个反面在。倘若你太认真一面了，小之则蒙不慧之名，大之则有杀头之祸。”我真忍不住要猜测，难道五十年代的陈子展已窥破了他那位伟大同乡的“引蛇出洞”之计，这才抱着凛然出世、隔岸观火的态度吗？
看来，子展先生的“狂气”并不是来自他恃才傲物因而激进的天才异禀，而是一种洞明世事、忧患人生的“佯狂”。
解放后的子展先生明显地沉寂下去了。报刊杂志上很难再找到他的奇文精论。当然，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从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到了上古诗歌的研究领域。新文学家曹聚仁先生事隔多年还满含惋惜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冬天，陈子展从北京出席‘文代大会’回来，他对笔者说：‘北京的朋友们，都要我把近三十年中文学史重新写过。’他所说的重新写过，是要把一九二七年以后中文学界的动态补充起来。这件工作，我相信陈氏一定能愉快胜任，因为他熟于文坛掌故，而他自己的新旧文学修养，也足以使他有高度的欣赏能力。我们看了他那部《（最）近三十年中文学史》，就可以知道他的史识、史才足以担当的。不过，我们等待了几年，并不见他的新编中文学史出来……。”（见《文坛五十年》379页）其实，只要想想王瑶先生和他所著的《中新文学史稿》所经历的坎坷不幸遭遇，就没人会有这样的遗憾了。而且人们反而会为子展先生的放弃和转向深感庆幸，并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与机警。他实在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深刻了解了中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在用“狂”来坚持自己这一份可贵的清醒与清白。因此，他赢得了时间，在同代人忙于热火朝天地炮制批判文章或战战兢兢地编织检讨报告时，子展先生却创作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惊人之作——《诗经直解》与《楚辞直解》。
这是两部凝聚了子展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书，他自谓：“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书。”但这两部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子展先生用“直解”——以歌释歌，而不用常规方式来诠解《诗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