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的出现，源于内的整顿三风。所谓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据我的揣想，所以提出整顿三风，一方面是察觉到这些有害风气已在滋长，非抑止不可；同时，也是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家发生的事变引起了警觉和反省。这本来是很值得赞美的举措。特别是把它与不久之前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乎当事者没有充分地预先估计到，人民群众竟有那么众多和尖锐的意见，加上当时少数敌对分子乘机反攻，以及个别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捞一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终于在中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页！
话回到整风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文联组织了一个文艺界人士赴西北参观的旅行团，参加者有冯至、朱光潜、孙福熙、常任侠、张恨等几位先生。我也是团员之一。这个参观团的组织目的，文联领导没有什么说明。我个人以为，是让我们在身经历中了解新中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也使原来有些压抑情绪的知识分子舒畅一下精神，或者写作一些歌颂的新作品吧。我们到过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等地，的确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感受。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几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它给我美感，也使我沉思。这些梦境余痕，曾经断片地残留在我后来所写的回忆诗篇里。
8月底，我们从兰州回到北京。为了写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云寺住了个把月，才回校居住。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听到消息，心中充满了愉悦与希望！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和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开拓历史新页的事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所批评的三风，有的还可能相当严重，而这无疑不利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现在察到它的危害，并且人张旗鼓，加以整顿（特别是采用了“开门整风”的好办法），作为一个共和的公民，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怎能不“踊跃三百”呢？
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认为，整顿三风是全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运民心，但究竟是内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的喉《人民日报》也忙于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近或者往来的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的判决词，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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