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协会是我们作家志愿结合的团。既然是一个团，自然有一定的组织方式，也必然要有领导。普通的同业公会，还有主席、委员会之类的领导人物和机构呢。可是，过去和现在，我们作家协会的领导方法等，多半是不能符合这个行业的质的。它使许多成员感觉到疏远，感觉到它不能起那种应有的组织和鼓舞作用。
协会领导比较突出的一种缺点，是少数领导同志在工作上的包办作风。
我们试举一点事实看看。
作家协会有个理事会，照理它是代表大会闭幕时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理事们不但是经过代表会选举出来的，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也是经过的检查的。他们不是些什么来历不明的人）。
但是，几年来，会里所做的事情，有的还是很重大的事情，理事们事前是很少参加商议的，甚至于是毫无所知的。
近年来，协会里成立了许多委员会，管辖了许多文艺刊物，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到底那些委员会是怎样产生的，人选是怎样决定的，那些刊物，是怎样领导的，成绩究竟怎样等，理事们简直不甚了了。
有时候，协会召开会议，我们往往要到了会场，听过主席的报告，才知道那个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事前既不能参谋，又没有时间准备意见，当场只好草草通过了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我们是很少踏进作家协会的门槛的。有时候，我们走过协会的门口，看见那块白地红字的招牌，心情就怪别扭的。说是咱们的会罢，实际上它跟自己是这样隔阂？说不是罢，自己又明明是它的一个成员，不，在名义上还是一个负责的人（理事）。作家照例是敏感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心上，不只是尴尬的，而且是苦恼的。
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由少数人“偏劳”的。我们衷心地感谢这些同志的辛苦。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使工作更好地展开，对于许多理事和作家们来说，它更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他们那种有用的、同时愿意贡献出来的力量，在“投闲置散”中荒废了！
作协领导同志不但在领导工作上，有关门独造、不容手的倾向，日常在对外作家的态度上，也是叫人感到冰冷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是有说有笑的，对于外作家就不免“敬而远之”了。不错，外作家的思想和作风，往往有较多的毛病，但是，他们并不是麻疯病者，为什么要采取那样隔离态度呢？
回忆全解放前，在统区或香港的时候，的作家和外作家，一道工作和战斗，一般说来，感情是融洽的，它并没有像今天所看到这样的隔膜。怪不得有人想起当时那种称兄道弟、密无间的情形，在神往之余，不免有些感慨了。
或者有人要说，那种情形，是一时权宜的，它并不是革命阵营里彼此关系的正常状态。也许我太庸俗了。我想，从事革命的人，在许多地方，要违反固有的人情，这并不是难于理解的。但是，似乎没有必要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都具着一副铁石心肠和冰霜脸孔（实际上，自然也不是完全如此）！前面所说的解放前那种情形，对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利呢？事实本身，不正是英明、公正的证人么？
如果我们进一步说，那种同志间友谊的存在，还是有它更积极的意义的。我们都承认大多数的作家，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过比较严格的锻炼，在这些方面，他们是能够给外作家以帮助的，也必须给他们以帮助的。而要进行这种帮助（也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像过去思想改造和别的一些运动时候所做的，自然必要。但是，仅仅那些，却并不充分。必须还有一种经常的和风细雨的吹润。这对于他们新思想、新作风的形成、茁壮，是决不可缺少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经常建立彼此间的感情基础。我们不难于接受一位老朋友比较严厉的批评，而对于一位没有交道的人的意见，却往往不很容易听从，这是一种值得吸取的经验。
遗憾的是作协的领导同志，为了帮助外作家的进步，不但不努力去建筑那种感情基础，正相反，往往倒把固有的一些也给以摧毁了。好像惟恐存留下只砖片瓦，会大大地阻碍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似的。
我们也知道，外作家跟的作家，在某些点上是存在着差别，存在着矛盾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彼此关系中间必须筑起一道玻璃墙的理由。譬如在一个家庭里，有男女、老少等几口人，彼此思想上、作风上，乃至某些利害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平常惯说：“像家人一样”，它就表明这种谐和的关系是怎样使人羡慕的。除了少数的例外，我们很少看到在家庭的成员中，彼此故意保持距离、互不信任的那类反常状态。
今天，我们协会里的的领导同志，乃至于不少的员作家同志，对于外作家的关系，并没有做到像密的家人一样。组织的界线，就是彼此感情的界线。员作家和非员作家虽然在一个同业团里，实际上中间的“楚河汉界”是非常严明的。缺乏信任，缺乏密，就不可能在事业上有真正的同心协力！
我们作家的主要任务，本来是要通过自己的写作去团结几亿人民，使他们充分发挥智力和力，以创造成一个雄伟美丽的理想王！而现在，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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