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提湘西，不愿提武陵源，不愿提索溪峪。
那是我的伤心哀痛之地。
1995年我到长沙开一个文学会议，会议结束时不少朋友慾往张家界一游，唯独我，定了返京的机票。好客的主人问我："去没去过张家界？"我只能含混其辞。
又一年，应湖南文艺出版社之邀，到长沙开"长篇历史小说研讨会"。唐兄浩明问我："不去张家界看看吗？"我又一次含混其辞。
如是者四。
我去过湘西，也可以说没去过湘西。
自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张家界被吴冠中先生推崇，被陈复礼先生张扬，被传媒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我对她当心仪已久。然而谁又能想到，我竟是以那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到了那里？
1994年9月5日凌晨，我的父因脑溢血突发而病势在索溪峪宾馆。父那时候已经从北京调到了广州工作。他是为了出席一个经济学的研讨会而去张家界的。我接到广州方面的电话，先是飞往广州，又和广东方面的领导一起飞往长沙。多亏了湖南建委的赵小林同志鼎力相助，派一辆车送我们赶赴湘西，料理丧事。
那是一段无比哀伤的旅程。10年前我失去了母，10年后我又失去了父。奇怪的是，父母离我而去都是如此突然，连抢救的焦虑都不让儿女人们承担。母离去时我在南京，父离去则干脆自己先到了异地。这种离我而去的方式恰如我父母的一贯作风。他们永远不愿麻烦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子女。
我出生时，父已经离开了我的家乡广西北海，到广州求学。其时正逢解放，随后他到了北京，在华北联大即后来的中人民大学任教。我8岁时才见到父。回想起来，1957，那时他才28岁，是人民大学的讲师。在我的印象中他雄姿英发，被家乡的父老推崇。在当年那个封闭的小城，应该说是风光一时了。
大约过了十几天，他把家中零七八碎整理停当，带上我的祖母、和我，举家北上。 坐在开往湘西的面包车上，我每每在恍惚中感觉自己置身于38年前，坐在由北海开往南宁的长途汽车上。时而，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的火车上，年仅8岁的我和年仅9岁的钻到列车硬座的座椅下，枕着祖母和父为我们铺好的薄毯子，度过疲惫的旅途。
38年，忽然而已。雄姿英发、乐观的、幽默而风趣的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了的？仿佛昨天，他还在给我的用勺子刮苹果糊吃，而我和，则等在一旁，等着吃最后刮剩的苹果皮。仿佛是昨天，他还在唱着粤剧里的一段，为什么事和他怄气的母也对此忍俊不禁。我还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一天，父不知从哪里高价买到三块桃酥，我们三个孩子一人一块，就在他们眼前津津有味地嚼着，而他，那样欣慰地看着我们。我还记得那眼睛里的润。
回想起来，其实父早就"老"了，甚至早在他回乡接我们到北京的前两年，他已经被人确定了一生的命运。
那时候有一场"向交心"的运动，父真正地由衷地向交了心--解放前夕他大学毕业时，为了不致失业，曾求助过一个同窗，据说那同窗的父是一个有来头的人物。随后我父发现那位是一个"中统"。为此他狼狈逃窜，再也没有登门求助。我理解父这种完全彻底的"交心"之举，因为这似乎是我们陈家人祖传的通病。我的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忠厚传家"为荣。到了我辈，也是一个无城府，口无遮拦的家伙。父终生的遗憾就是，这传家的"忠厚"使他成为了一个"特嫌"。那时候他才26岁，他自己可没料到这样的后果。直到"文革"中两派组织打仗，争相比赛揪"叛徒"、抓"特务"，他被揪了出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已入了"另册"！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争取了几十年，入的梦想永难实现？为什么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也永远不能得到重用？
被大喇叭宣布"揪出来"的那天凌晨，他把我和、叫了起来，坦诚地把当年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他请我们相信他，他不是特务，绝不是。随后他匆匆出去。
是达观的天救了他。他终于等到了平反那一天。 然而他还是决计南调广州。 我理解。 他要离开。留在人民大学，一生的遗憾会像影一样笼罩着他。
一次坦率，使他一生碌碌无为。
是的，他是一个教授。平反南调后，他做过中山大学管理系的主任，做过广东管理干部学院的副院。在别人看来，他晚景辉煌。可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
我安慰他，我说是的，可是像顾准那样的人又有几个？即便你不是"特嫌"，你就能保证不"碌碌无为"吗？前辈学人如费孝通，不是也沉默了20年？就算你不沉默，你能保证你说的是真话吗？你可以看看郭沫若、范文澜甚至吴晗乃至马寅初，那样大的学问家都难保自己在1957年后不得不违心地放弃学人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那么你的碌碌无为，焉知不是一种幸运？
父不在说什么。
现在，父永远不能说什么了。他躺在常德殡仪馆的灵上。
湘西人民的恩德，将永远使我感念。在我来到之前，常德建委的工作人员一直轮换着替我为我的父守灵，尽管他们和他素昧平生。
他们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位在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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