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涮庐闲话》，是我写过的一篇散文。那散文是得了文场老饕中“统领群芳”的汪曾棋先生的“将令”，或亦可谓“遵命文学”？汪先生的“将令”上不仅要求我写“作家与吃”，而且还点了题，就让我写“涮羊肉”。敢不“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写到痛快，得意忘形，“涮庐主人”自命，始之于此。
那篇文章被不少报刊转载和转引，流毒甚广。文章不长，经济效益微乎其微，倒是招来不少朋友杀将上门，一“涮”为快，使“涮庐”隔三差五就昏天黑地一场。为此曾撰文惊呼：罢罢罢，长此以往，舍下那把购自“王麻子”老铺的二尺大刀，怕也没羊肉可切，只有割疗的份儿了。
话是这么说，心中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一个来自广西的“南蛮”，居然敢在皇帝都人模狗样地论起帝都的“食文化”，似乎比当个小说家“牛”多了。人弱点，又可奈何？不过我的举动恰恰又有文化人类学上的依据亦未可知：恰恰因为是一个“南蛮”，才可能对陌生的文化有“文化的震惊感”，才有可能把北京的羊肉涮得比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更有滋有味儿？……“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便越发地豪迈起来。“涮庐主人闲话”，便是这持续“豪迈”的产物。
北京是个好地方，可活在好地方，不一定就活得好。活得好，不光得有吃有喝，还得有文化。有吃有喝，能叫您饿不死；有文化意识，能叫您活得有滋有味儿。人不光要图个饿不死，还要图个有滋有味儿，是吗？在北京，得这么活，其实，全中，全世界，哪儿都一样。
话说到这儿，鄙人侃“涮”，侃“全聚德”的烤鸭、“月盛斋”的烧羊肉，侃“六必居”的酱菜、“谭府酒楼”的名肴……就有了个“名正言顺”的“说法儿”，是叫“两个文明一起抓”，还是叫“弘扬民族文化”，都行。反正“闲话一番”，不光有“意思”，而且有了“意义”，这才能踏踏实实开聊。
按老舍笔下的一个反面人物的说法，这叫什么来着？
哦，他说：“真他中人！”
用这话骂陈某人，一点也不冤。
如前所说，“涮”，其实我已经侃过了。再侃，用北京人的说法，有点儿“贫”。“贫”者，饶之谓也。
可既然是“涮庐主人”的闲话，还是得从“涮”开始。
看来，陈某人不仅“真他中人”，而且也“真他北京人”。北京人就是这样，干什么都得“全须全尾儿”，“尾儿”，在北京话里，读似“倚儿”。这话是从斗蟋蟀那儿来的：一场争斗下来，自己的“大将军”仍旧“全须全尾儿”，是一件很“拔份儿”的事。
我想或许因为北京人住在一座“全须全尾儿”的城里，又住在一个“全须全尾儿”的四合院里，一年365天，从初一的饺子到大年三十的合家宴，吃的也是一套“全须全尾儿”的饭菜，看的，又是“公子落难，小养汉，丫头捣蛋”之后，“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全须全尾儿”的京剧……所以，北京人就看着“全须全尾儿”舒坦，不然他就别扭、窝心、生气。鄙人的老岳母就有一个典型的故事：有一天，家中一对很好的杯子被她不留神打碎了一只，老人家下一个举动谁也不会想到：她竟一扬手，把另一只也给摔了。
“我看着剩下的这一个生气！”她说。
话又说远了，既然又找到了犯“贫”的意义，我们还是说“涮”吧。
北京人把过冬称之为“忍冬”。冬至一到，所谓的“忍冬”就算是开始了。其实，一个“忍”字，与其说显示着北京人面对草木萧索的无奈与悲凉，不如说更多的倒是透着北京人的乐观与坚韧。是的，冬至一到，否极泰来，别看窗外大雪纷飞，朔风怒号，日子难道不是一天天和暖了吗？
和这乐天知命的哲学相呼应，忍冬对于北京人来说，也是一桩颇有情致的事情。旧京人家，有的人喜欢描“消寒图”：一幅81瓣的梅花枝，每天描上一瓣。有的人则描双勾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天描上一笔。九九八十一笔描完，已是“九九加一九，河边看杨柳”的日子了。如此“忍冬”，雅固雅矣，“物质文明建设”，岂可或缺？那么，和这“精神文明”相得益彰的，便是“涮”了：“一九”一涮，“二九”一涮……一路这么“涮”下去，即便到了“九九加一九”了，还得“涮”一次，有人戏曰“十全大涮”是也。这“涮”的场面可以说是十分壮观的：朋好友围坐于炭火熊熊火星飞迸的紫铜火锅旁，将切得薄如纸片的羊肉放入滚沸的汤中，随即夹出，蘸佐料而食之。羊肉片入汤成丝，入嘴则化，鲜嫩爽口，决无油腻腥膻。当然，和这羊肉的“主旋律”相呼应的，还有特备的粉丝、白菜、酸菜、冻豆腐作为“和声”，您还应该用糖蒜来掌握“节奏”——当羊肉吃到有几分饱时，吃上一瓣糖蒜，会又一次使阁下口胃大开，不由自主地进入新的乐章。
当代的北京，忍冬时节描“消寒图”的人大概没了，而“涮”者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有声威雄壮之势。不信您到北京的街头一瞥，大有“凡有饭铺皆曰可涮”的气派。而且这唰的节气，已经不是“大约在冬季”，即便盛夏的夜晚，大饭店里，冷气开放，自不待言，小饭铺的门外，也是红光闪闪，有人赤膊围聚，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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