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读该报对博韦辨认尸的看法。关于胳膊上汗毛的描写，《星报》显然是 信口雌黄。博韦先生不是傻瓜，绝不会一上来就看汗毛，仅仅凭胳膊上的汗毛就断定死者的 正身，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有汗毛。《星报》文中所说的话非常含糊笼统，这正好暴露出它在 篡改证人的证词。证人一定说到了汗毛的某种特别之，准是在颜、疏密、长度等状况方 面有什么特别之。
“《星报》还说：‘她的脚很小——其实女人的脚都是很小的。她的吊带袜不成为任何 证据，鞋子也不成为任何证据，因为吊带袜和鞋子都是市场上成批出售的。她帽子上的假花 当然也属于上述情况。博韦先生坚持指出的一件事是，死者吊带袜上的吊钩是翻转过来的， 往下移了一些。这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妇女大都不在商店里试吊带袜，而是买一 双回去，如果不合适就再将吊钩调整。’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绝不是在认真推理。 如果博韦先生在寻找玛丽尸时发现一具女尸，这具女尸在格和外貌上都与失踪的姑娘差 不多，那么他不必多考虑死者的穿戴，尽可放心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玛丽的尸。如果除 了格和外貌相似外，他又在尸的胳膊上发现了特别的汗毛，与玛丽生前他所看到的汗毛 一样，那么他对这一辨认的准确就更有把握了。汗毛……
[续罗杰疑案上一小节]越具特殊，他的辨认准确就越 大。如果玛丽的脚小，尸的脚也小，那么死者就是玛丽的这一可能便又增加了——不仅 仅是以算术级增加的。除此之外，再加上死者的鞋子与她那天失踪时所穿的鞋子一样，尽管 这种鞋子可能是‘成批出售的’，那么死者是玛丽的可能就几乎达到了无疑的地步。有些 东西本身并不足以作为辨尸证据，但通过它与其它证据相吻合，便构成了确凿的证据。比如 说，死者帽子上的花与失踪姑娘帽子上的花是一样的，花儿每增加一朵，证据的可靠就增 加几倍。证据可靠的增加，不是象做加法那样相加，而是象做乘法那样百千相乘。现在再 来看看死者的吊带袜，这双吊带袜同玛丽生前穿的一样，这点倒没什么。但是这双吊带袜的 吊钩翻转过来，因此变紧了，而玛丽离家时，她的吊带袜也是吊钩翻转，收紧过的，这一点 便变成确凿无疑。《星报》对缩紧吊带袜的解释，只能说明它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已。吊 带袜是有弹的，翻转吊钩，这本身就不寻常，自身可以变长变短的东西，当然不需要借助 外力来调节长短。玛丽用翻转吊钩的方式收紧吊带袜，那准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情况。所以， 单单吊带袜本身就足以证明死者系玛丽。但是说死者就是玛丽，这并不是因为死者穿有玛丽 的吊带袜，或穿有玛丽的鞋子，或戴有玛丽的帽子，或帽子上有玛丽戴的花，也不是因为死 者的脚同玛丽的大小相仿，或胳膊上有特殊的记号，或身材与外貌酷似玛丽，而是困为死者 具有所有的这些特征，正所谓样样齐全。在这种情况下《星报》的编辑大人还真的怀疑死者 就是玛丽，他实在就没必要请律师为证人做心智状态调查了。他认为从律师们的闲谈中拾些 牙慧，拉大旗作虎皮，为明智之举。其实，律师们大都是法庭成见的应声虫。我要在此说 明，有许多事物虽然不被法庭承认为证据，只要有有识者认可便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只 讲事物的普遍，根据已被大家公认并且已成为文字的原则办事，而不讲事物的特殊，根 据特殊的情况来办事。法庭墨守成规的作风，以及不具事情具分析的态度，形成了一个 固定模式，即：在任何一段相关联的时间中，最大程度地获得可获得的真相。从总上看， 这种模式是明智的。但是在许多单个的案子中，这种模式却会产生错误。
“至于说博韦值得怀疑的那段，只应对它嗤之以鼻。你已经充分调查过这位好好先生， 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人挺漫，心眼儿不多。大凡这样的人，遇上刺激的事情，会有点举 止失措，引起神经过敏者或别有用心者的怀疑中伤。根据你的报刊摘录看，博韦先生同《星 报》编辑私下交谈过几次，他不管那位编辑对案情的看法，把自己的意见一古脑提出来，说 尸肯定就是玛丽的。这使编辑先生大为不快。《星报》说：‘他坚持说尸是玛丽的，但 是除了上述的证据外，他再拿不出别的证据来使人相信他所做的辨认了。’现在且不评论 《星报》所说，只说说这一点：在这类案子里，某人对某事极为了解，因此对某事深信不 疑，但他却完全可能说不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使别人也相信他的深信不疑是有根据的。辨认 人的事情尤为如此，没多少道理可言。每个人都认得出自己的邻居，然而却很少有谁能说出 他认出领居的道理。博韦先生对自己的辨认深信不疑，这完全是正常的。《星报》编辑大可 不必为此生气。
“我觉得，用‘漫而好管闲事’来解释博韦的可疑行径，要比作者所推论的‘博韦有 罪’合理得多。一旦接受这种‘度人以善’的解释，就不难理解锁孔上的玫瑰花、来客留言 牌上的‘玛丽’、‘将死者的男属挤出此案’、‘反对家属看尸’、嘱咐ｂ太太在他 本人回来之前不要同警察谈话，以及‘他决心自己独揽此案进程、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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