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却引得他们都笑起来了。
随后又来了二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是方言学堂毕了业的堂兄。他们都是报考西洋留学的，早看过了榜。
“你真好彩！”
他们一看见我，便这样说。我也有些得意的笑起来了。
“你考上了留学，该给我打一下才做得！”（做得是可以的意思。）
那个方言毕业的堂兄便拿起黑纸摺扇，向我的肩背上打了一下。
“也要给我打一下才做得！”
北伐的堂兄也过来向我肩膊上打了一掌。
“我也要打一掌！
一个从乡出来乘革命的机会，想谋职业的堂兄，也笑着赶了过来。
但是我逃了。
真理是永久不变的。譬如“世态炎凉”这个真理，真个是千古不灭的。自考上了日本留学，一般朋友都很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而我的人生观也从那一天起，由悲观的改变为乐观的了。平时当友人们聚在一块儿谈笑的时候，自己只是坐在一隅，静听不敢多嘴，尤害怕他们谈及家事。现在我抬得起头来和他们说说笑笑了。以前我常沉着头走路的，现在也稍稍昂起头来走路了。从前我的态度行动会那样悲观的，消极的，忧郁的，虽然是大部分由于我的天性——神经质的，怀疑的性质——使然，但受境遇的压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榜发后，差不多每天都到教育司去一趟，看看有没有特别的布告。半个月之后，果然看见有新的牌示了，但只是通知西洋留学的。叫他们于某月某日在香港青年会聚集，准备放洋。对于东洋留学的，却只字未提。我感着轻微的失望了。觉得钟荣光不该对我们志望日本留学的人，作不平等的待遇。
西洋留学所以须从速放洋的理由是，旅途太远，须赶及暑期后进各学校。至于日本和中国只隔一水，旬日可达，故可以从缓。经教育司这样解释后，我们唯有再静候它的第二次的牌示。
到了八月下旬，我们终于等到了领百元港币的治装费了。教育司仍然是叫我们到香港青年会聚集。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不单没有赴香港的旅费，并且还欠了包饭的二伯母一百余毫。
知道我是一名官费留学生了，而马上又有港币百元可领，北伐的堂兄便借了一百毫给我，我才得动身赴香港。尚欠一部分的伙食费，则准于领得治装费后寄还与他。
我觉得无论什么艰难，我都得忍受。无论什么利益，我都可牺牲。我只望能早日飞渡到三岛上去。我当时的感情，的确有点像久困樊笼，一旦获得解放的鸟儿，想急急地高飞上天空中去。
记得是新历八月廿五日，我只一个人了搭了“播宝”省渡，在平时是买大舱票的，这次买了尾楼票。搭尾楼本不稀奇，但我的晚餐在今晚是小洋一元的全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全餐的大菜，不可无以纪念。时在民国元年，岁次壬子，八月廿五日，夜七时！
到了香港，住在名利栈。我认识了几位同赴日本的朋友。钟荣光聘了两位老留学生来做我们的领袖，以便沿途招呼。一个是东京帝大选科生陈虞光，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医生了。一个是姓梁的，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我是和陈虞光接头的多。
我们的治装费由教育司会计姓关的老人带了来。我们因为想添置些旅具，希望治装费能够快些发下来。但是廿六日只在客栈里闷坐了一天，不单不见关会计的踪影，连所谓领袖们陈、梁两先生也不见来了。激得大家大骂钟荣光混帐！因为廿三日那天下午，在教育司开茶话会时，钟荣光叫我们要于廿六日在香港聚集。我们现在都到来了，但教育司的代表还不见落来！
当开茶话会时，教育司钟荣光对我们说，廿七日下午有天洋丸开往日本。若有六十人以上，船票可以打八折，即有四十五元，便可坐二等舱位了。廿六晚上，十二点多钟，才见陈领袖走来告诉我们，关会计搭今天的夜渡刚刚到来了，叫我们明天七点就到青年会去，有话说。陈领袖并且说，乘天洋丸的事，恐怕靠不住了。因为第一批赴日本的不满六十名，该轮船公司不肯打折扣。
第二天一早，我们早点也没有吃，便赶到青年会来。关会计也只说天洋丸是来不及了，不过这一二天之内，有法国和德国邮船开往日本，二等、三等由各人随意买票好了，只要同船。他说完了话，便请大众合照了一张相片。照了像，他又叫我们散队，等到十二点前后，再来青年会领治装费。
但是领治装费时已经由陈梁两领袖征求了大众的同意，决定趁廿八日下午开行的法国邮船赴横滨，三等票二十七元半，除了船票后，只有七十二元半可领了。我和一个同乡姓蔡的共领一百四十余元，这是关会计要求我们共领的，因为他手中实在缺乏十元的钞票。当我从关会计接过那张百元的钞票来时，心里便想。
“这是我最初一次拿百元的钞票！不至于同时是最后一次吧！”
我因为剪短了头发，那张相片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关会计年纪老了，并且是近视眼。幸得陈领袖说明是对的，并且为他解释，此次决不会有和相片不符的学生来领治装费了。纵令有弊病，也是考试时候发生的弊病了。
领了钱，我和这位同乡蔡保权君便赶到先施公司里来。我照预定的计划，最先买一张羊毛毡，其次是买表了。因为我听见过老前辈们说，用钥匙开发条的表最经用。我便买了一个备有钥匙的银壳表。但是买了回来后，给同客栈的朋友们看见了，都笑了起来。问他们有什么好笑，他们说，这样的银壳表只有顽固的南洋伯才要了，那有新学生买这样的古董货呢？我想，已经买了，有什么办法，只把它装进衣袋里。但常常借看时刻为名，把它摸出来玩赏呢。
听了陈领袖的忠告，我买了二十圆的日本金票，准备初上岸时的缓急。因此我放弃了我的墨晶金丝眼镜了。
廿八日下午，要下船了。关会计很客气地来送行。
我把行李安置好了后，走出甲板上面来看时，轮船已经蠕动了，我朝着广州方面，暗默地叫了一声：
“祖国！别了！学不成名死不还！我不知道今后要在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啦！”
我当时的心情真有些像初出征的军人一样，异常的悲壮。但同时也起了很多廉价的感伤。至于我的精神是十分痛快的。只恨缺少一个情人来为我挥泪了。
“你看那码头上不是有许多姑娘么？假如她们中之一个是我的情人或妻时，我当如何的伤感啊！”
轮船早出了鲤儿门，那些黛色的海岛，愈望愈远了。巨轮般的太阳，渐渐地趋近西方的天脚下（地平线）。低头看了一会下面的深蓝色的海水。几匹白鸥在上空翱翔。船躯开始播荡了。
“明天一过汕头，我便和我的父亲一刻一刻地隔远了！”
三等的仆欧走来叫我们，他是广东宝安人。
“快到下面去！吃晚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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