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政治上最大的特征，是民主和反民主的日趋激烈的斗争。很明显的事实是：主张实现民主政治者，其态度光明磊落，其言论是理直气壮，反民主者因为懔懔畏惧于国内人心所向与世界大势所趋，不敢明目张胆反对民主，只得转弯抹角，企图暗伤民主政治的发展。他们费尽心血，绞尽脑浆，制造反民主的种种烟幕，发出妨害民主的种种论调（参看本报七月十九日所登拙作《反民主的几种烟幕》及八月二日所登拙作《揭穿妨害民主的几种论调》）。同时他们对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者加以种种的诬蔑与诽谤，以为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反民主烟幕的作用，可以增加他们妨害民主论调的欺骗。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真理终难磨灭，反民主的种种烟幕和妨害民主的种种论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并不因为对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者加以种种诬蔑诽谤而发生其不可思议的功效，反而使人感觉到他们心理和手段的卑鄙龌龊，于是他们不得不掩着孤狸尾巴，“采取客观的态度”，“发现真理”；“发现”了什么“真理”呢？这“真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只是“一切破产农民和无业的过剩人口”“连所有城市之无业及生活不安定的知识分子”的“分裂运动”，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这样看来，民主政治运动只是“失业”者的捣乱问题，加上“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失业”还只是活该饿死的问题，而且限于“无业的农民”和“无业的知识分子”，而加上“无政府”和“分裂”，罪状就要大了。千言万语，结论只是一点，就是民主政治是根本不该要的！
但是“真理”是应该经得起事实的证明。民主政治运动真的是“无业的过剩人口”捣的乱吗？首先请看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
关于这方面，我只想很扼要地举出三个事实。
第一件事实是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一致要求。任何政党都是为着它所代表的阶层而努力奋斗，但是在争取民族自由及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这在各阶层是共同利益，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各阶层的利益配合在一起，因此在实际上代表全国各阶层的各抗日党派，对于贯彻抗战国策及实现民主政治都有着一致的愿望。（本文是专为民主政治而写的，故偏重在后一点。）这在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平日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得清楚，我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亲历的事实：在去年年底，美国名记者史特朗女士到我国陪都观察，她要知道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于国事的意见，于是有一天各抗日党派代表聚拢来为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出席者除来宾史特朗女士外，有中共的周恩来先生，青年党的左舜生先生，国社党的张君劢先生，第三党的章伯钧先生，职教派的黄炎培先生，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救国会派的沈钧儒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由我担任翻译，全部分的谈话纪录，非本文范围所及，我在这里所要郑重指出的是：上述各党派的代表人，除一致积极主张抗战和巩固团结之外，便是一致积极主张实现民主，他们而且一致认为实现民主是坚持抗战和巩固团结的中心工作。（即就国共问题而论，他们也是一致主张通过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得到合理的解决，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因为这是不利于对日抗战的。）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一致的要求。我到港以后，看到立宪党的通电及东北救国同志会的公开言论（见《时代批评》），知道他们对于实现民主政治也有着同样一致的要求。这可以看到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
第二件事是各抗日党派（连执政的国民党也包括在内）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对于要求实施宪政的一致的要求。实施宪政，无疑地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最主要的部分。他们对于要求实施宪政的议案达七件之多，经过全会的特别审查会的慎重讨论，决议治本治标二项办法。治本办法为：（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办法为：（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藉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这件事我是始终亲自参加的，所以深悉其中的经过。这个决议虽在事实上并未切实执行，（现在的民主政治运动，主要地也是要督促这个决议要在事实上实行起来，）但至少可以表示不仅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即执政的国民党也在内，对于实现民主政治都有着一致的要求。（被检十五个字）
第三件事是在宪政运动中表现了一般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热烈要求。（被检廿一个字）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了实施宪政议案之后，陪都首先发起宪政座谈会，在银行公会楼上会议厅举行，热烈讨论，踊跃参加，挤拥得水泄不通，盛极一时。由于宪政座谈会中到会者屡次的热烈要求，又有筹备宪政促进会的发起，由座谈会中公推八十五个筹备员，其中成分包括国民党员，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热心宪政运动的社会人士。同时在重庆有三十几个妇女团体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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