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保证并不因该约而停止对华的援助外，并郑重声明，共同宣言中采用“满洲国”一字，由于“缺乏适当代替名词”，并郑重指出对该字曾加括弧，证明苏联并不承认“满洲国”的伪政权。（该约签订于今年四月十三日，上述声明系根据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及《大陆报》所载路透社重庆四月十八日专电，谓系路透社访员所探得的确息。）其实“满洲国”这个名词，在英美各国报纸杂志上被用作地区的名词，已极普遍，而且并不加以括弧，我们尽管对于这个名词有厌恶的理由，但我们并不因此硬说英美各友邦已承认了“满洲国”伪政权，是显然的事实。据《论苏日中立协定》一书著者公言先生的指出，在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协定》中就曾使用过“满洲国”这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又曾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美国驻日大使致日照会中用到过十一次，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英国驻日大使致日照会中也用到过三次。公言先生的结论是：“假如中国和英美此举不能算是承认‘满洲国’的话，为什么苏联在共同宣言中，用了一个‘满洲国’，就算是承认了伪满，要大兴反苏的宣传呢？”
我们在这里绝对不是要为苏联辩护，事实胜于雄辩，原来也用不着辩护．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英美各友邦，固然要尽量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对于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必要尽量保持友好的关系；在友邦仍然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固反对反美的宣传，也反对反苏的宣传，这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真正利益的立场。但是反苏的论客们却不顾这些，尽管苏联对中国正式作了上述声明，尽管事实完全明瞭之后，直至最近你还可以在他们的报上看到“承认伪满的苏联”，或“正义的报攻击承认伪满”云云！他们简直是要使中国一般人把苏联看作和承认“满洲国”的德意一样，把孙先生所正确指示我们的中国最忠实的患难朋友苏联，硬推在我们的敌人或敌人的帮凶之列！这和“促进中苏两国文化之沟通”，及“敦睦两国邦交”，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
我们如果真要努力于中苏文化的交流——首先要使一般人认清苏联是中国的友人，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中国敌人的帮凶。
中苏文化的交流，当然不仅是要使中国一般人正确地认识苏联，同时也要使苏联的一般人正确地认识中国。
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成立的那天，会长颜惠庆先生继孙先生之后起而致辞，说据他本人二次赴苏的亲见，苏联大学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素来重视。孙先生曾在国民参政会留渝同人谈话中详述他数次在苏联亲眼看到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热烈态度，他说你在苏联全国报纸杂志里面，找不出一句不利于中国的话（参看本报七月十二日拙作《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一文）。他们显然把中国看作他们的最好的友人，由此也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但是我们当然要继续努力，使他们对于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这方面，当然有许多工作可做，我们相信中苏文化协会诸先生必能善尽他们的责任，我在这里不是起工作方案，用不着噜苏，我所担忧的是某些人一方面企图把苏联从民主阵线中拉出来，推到“纳粹党的德国”的泥坑里去，说它“根本上不配民主主义”，在另一方面却对本国时刻不断地放出反民主的种种谬论，使期望中国殷切的友邦人士误认中国是要走上反民主的道路，那种印象未免太糟糕了！其实中国依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国非民主不可”（见中山先生遗著：《中国革命史》），苏联的伟大领导者列宁也曾经赞叹中山先生的主义是“充满着奋斗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所以依理看来，法西斯作风是不会出现于中国的；中国是一个应该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要使友邦人士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必须努力实现中山先生的“充满着奋斗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必须在事实上使友邦人士相信法西斯作风在中国是立不住脚的；必须使友邦人士相信，这次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是为保卫民主而战，中国至少是向着民主的大道上前进，而没有任何法西斯作风存在其间。这是四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所殷切盼望的中国，也是我们希望能使友邦认识到的中国。
也许有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对友邦广播，公开宣言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人民亦得享受民主政治之生活”。这当然是我们所最希望的事情！但是中国究竟不像闷在葫芦里的什么药，在事实上是要予天下以共见的，所以我们如果真要给与友邦以良好印象，最重要的还是事实上的努力，使友邦在事实上而不仅在广播宣言上认识中国“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人民亦得享受民主政治之生活”。
使中国一般人民对苏联有正确的认识，也使苏联一般人民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中苏文化交流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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