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言乃介而驰。虏望见兵至，少却。纲因驰入言军，请身为先率。言喜，遂同进战，凡数合，虏皆北。纶，赤城守备，亦以家丁邀虏，夺被虏人口牛马。同言、纲追虏出塞还。是役也，纲、纶皆以数十骑赴战，而言兵与虏人合者数，故土人称纲、纶二校勇，延绥兵喜野战云。
九月，宣大乘塞兵还镇，总督侍郎万达复上疏曰：“沿边城堡额设官军，四时皆防者，常戍之兵也。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军马列营者，防秋之兵也。防秋之兵，秋尽而辄，此自常规。边臣惩二十三年之役，过为疑虏，将领以委抚镇，抚镇以委总督，然臣愚不敢犹豫持两可者，诚以阃外之寄，有不得而辞也。夫远戍军士与土著不同，冬来衣粮不便，饥寒切身，虽父兄莫能令子弟。欲保其必不解散，必不死亡，臣不能也。然虏方众强，草枯冰结，欲保其必不出没，必不侵犯，臣亦不能也。所恃者常戍之兵，各有信地，能存警戒，日若临敌，即不资异镇之兵，亦足以自防矣。”于是罢还。
十月，初议并守。国初以宣大为重边，建将屯兵，号曰两镇。自十九年之寇，大同失防，太原告急，始添置太原、宁、雁、汾、潞兵将，缮紫荆、倒马、平刑、宁、雁边隘。至秋徵兵，防戍如宣大，号内边。由是山西无宁日，而北直隶、山东、河南之间摇动不已。总督侍郎万达恒曰：“宣大宜以战为守，腹里宜以守代战。”又曰：“山西不籍蔽于大同，大同不需力于山西，计两失之。”又曰：“摆守无险，步兵日危，列营历时，客兵日费，二弊不去，终负国家也。”及是，山西巡抚都御史杨守谦议曰：“山西外边自丫角山至大同仅七百里，其内边自丫角山至平刑关则八百里。今以六万兵既守外边，复守内边，两不获固。请与大同共守外边。夫山西兵六万有奇，大同七万有奇，合诸路客兵计十五万有奇。今丫角以西，阳和以东，城垣足据，需兵不三万人。中间仅四百余里而以十二万众守之，无不固者。守边之时，量兴垣役，不三阅月其土可完，则客兵可以渐掣，供亿可以大省矣。”督府得之大喜曰：“与吾共事者杨君也。”于是具奏曰：“山西起保德州逶逦而东，历偏关，抵老营堡尽境；大同起丫角山逶逦而北，东抵阳和镇口台；宣府起西阳和逶逦而东，北抵永宁四海冶为塞，千九百里皆逼临胡虏，险在外者，旧所有外边也。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又转南向东，为保定府界，历龙泉、倒马、紫荆至沿河口，又东北历顺天、高崖、白羊至居庸关，为地一千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者，新所增内边也。外边西连延绥，东距蓟州，势相犄角，屏蔽京师；内边惟紫荆、宁、雁通虏，次居庸、倒马，余称腹里矣。外之不御，内安可支？故论者有唇齿之喻；又有门户堂奥之喻。贼窥堂奥，必始门户；唇不危，则齿不寒。理所易晓也。迩年以来，犯宁、雁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事有可征也。山西旧规，守偏老一带，岁拨班军，备御大同，内边则但存防守隘口之兵，以为大同声援，原无摆守例也。比因大同失防，山西罹害，于是山西掣回班军，摆守内边，已失建置本意。继置太原诸处忝游兵将，公私转输，内地骚动，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备多，此之谓也。宜罢征兵于内省，分镇兵于外藩，外备既严，则内境无患。其内关额设兵马，照额存照，以复旧制。”诏从之。于是外边戍守布置愈密，所省供费岁计六十万余。
二十六年夏，俺答阿不孩复遣使款塞求贡。且言中国长城已成，屯戍增广。纵能入寇，得不偿失。彼国卜之大神，羊年不宜犯顺。俺答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且言北部四酋为雄，小王子、吉囊、把都儿、俺答也。今小王子庭直辽东，吉囊直陕西，把都儿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许之贡则诸边俱靖，永不相犯也。时塞役未全，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许通贡，筑垣无伤也。
盖尝论俺答之三款矣：其始也可拒，其继也可疑，其终也可信。夫自虞岭失利之后，我军锉衄，虏势骄肆，一旦求通，即甘应之，彼谓中国无人，以战为讳矣，故曰可拒；既诛天爵，复购俺答，彼固有愤于我，而有雁门、太原之逼，虏势方张，情伪莫测，此时求通，即漫然许之，则不惟不识其包藏之祸心，亦且以兵行成矣，故曰可疑；乃若阳和之三战不前，两镇之边工几就，彼复以好求成，自誓不扰，许之宜也，故曰可信。今一概拒之，不懈吾备，是亦一策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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