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虏大入榆林。总督尚书张珩、延绥巡抚张子立谪戍。
二十五年，虏深入陕西，杀掠人畜。总督侍郎曾铣遂上复河套议曰：“我朝以东胜孤远，撤之内守，复改榆林为镇城。方初徙时，套内无虏。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兽生息。当事之臣不以此时据河为守，乃区区于榆林之筑。此时虏势未大，犹有委也，失此不为。弘治八年，虏编筏渡河，剽掠官军牧马。十二年，拥众入寇。自后常牧套内，侵扰中原。孝庙有欲复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庙，尝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虏酋吉囊得以据为巢穴。祸根既种，窃发无时。出套则寇宣大三关，入套则寇延宁、甘固。生民涂毒，全陕困敝已极。此拨乱之功，天将有意于我今日也。皇上选将练兵，宵旰日切，岁发帑银以济边圉。凡所以攘?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实鉴?之。而当时封疆之臣曾无有为国家深长之思者，盖军旅之兴，国之重务，图近利则坏远谋。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继踵而至，?折镬刀锯，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虑者几希。况复所见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来年。使已迁延不振，日复一日，长寇贻祸。臣虽愚昧，岂不知兵凶战危，未易举动。但近年以来得之见闻，常怀愤激，今复亲履其地，身任其责，目击此虏跳梁，地方危殆，切齿痛心，实有寝不安席焉者也。故敢冒昧，辄以短见上尘睿览。或曰：“榆林边墙，方议修筑，今仍辄有复套之议，会极归要，顾当何如？”臣曰筑边之议为数十年之谋也。譬之作堤壅水，一朝溃决，则泛滥不支矣。若夫复套，振武扬威，歼彼丑寇，驱其余党，置诸大漠。临河作障，天险为池，皇灵既昭，贼胆应裂，狼顾胁息，虽数百年不敢轻肆侵轶。譬之大禹治水，以海为壑，而水归其所，不至横流。此社稷之计也。
时辅臣夏言复起当国，力主从之。初，言以议大礼当上心，自给事中屡迁入相，最得宠遇。后上修玄益精，进赐言法冠，言不受忤意，罢去。以严嵩为首相。言家居与同乡宴，有张通判者以齿坐上，言不忿，寻谋起用。上亦时念之，乃召复入内阁，独专制命。严嵩事之甚谨，而内怀猜忌。嵩之子世蕃，狡悍雄世，恃父势纳贿招权，言切齿之。世蕃以事诏下狱抵死，嵩哀乞于上得免，仍历官为尚宝卿，及是欲倾言。时咸宁侯仇鸾以屡立建功，甚承倚信，言无不从，镇守延绥，铣发其奸赃被逮，世蕃乃阴使讦铣，行赂于言，掩败冒功，妄议复套，关中人情大摇。上下铣诏狱，命兵部尚书王以旗代铣，而以刘储秀代以旗。储秀谢恩，疏中语忤上，削籍去，又以赵廷瑞代储秀。落言少师职，以尚书致仕。铣坐交结近侍律，二十七年被诛。鸾竟释不问。九月，虏大入塞，直抵居庸关，嵩以虏因复套报仇，言死于西市。嵩遂益见宠，世蕃专恣，政以贿成。边将皆有常馈，户部给边银两半输嵩家，而各镇军事益不可为矣（后鸾复以纵肆，为锦衣卫都督陆炳所讦，被诛）。
按刘天和一振兵威，而丑虏皆避出境。河套寇巢遂空，则此地无不可复者，然当时未即收取，必以兵少粮乏，若与久战非计出万全，虽得之莫能守耳。曾铣恢复之议亦为有见，且闻其所监火车、地炮等攻具数万，皆可用成功者，惜事机中沮耳。
二十六年，宣大总督侍郎翁万达上《安边书》虏患以来，岁调客兵甚众，皆于夏月至镇，入秋则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马兵列营，号曰摆边。然山西惩前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募兵置将，亦如边镇，岁费大增。而山东、河南之间一切搔动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罢，虏寇即至。一时倡议诸臣俱伏重宪，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后期不解，而宣府中东北路、大同西东路故无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罗列沙碛，识者危之。万达至镇，分布诸将，申饰节度，曲尽便宜，骑营步屯，始相联络。且赏罚明信，人人自奋。于是铁裹门、鹁鸽峪、张家口、膳房堡、云州诸战，率皆以寡敌从，虏始疑惧，有进贡之请矣。万达叹曰：“摆守无险，步兵日危；列营历时，客兵日费。二弊不去，予终负国家也。”为《安边书》上之。且曰：“宜罢徵兵于内省，分镇兵于外藩，使山西籍备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边大势，大同最称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遍老。分之则大同之最难守者北路，次中路，次东路。宣府最难守者西路，次北路，次东路。”乃寻昔年修筑规辙，区别缓急，酌量工役。及议山西大同并守事宜，修陈乘城之目二，乘塞之目八，悉见施行。
夏四月，筑长城。初，督府上《安边书》，言：“宣府西路长城已成，他路未成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势。且城成而不式，与役兴而不终，敝也。他路固有已城而卑圮，初筑而中停者矣。宜酌量虏患缓急以为工役次第，数年之间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隳，始者不以无继而沮矣。”从之。于是分北中路百七十里为极冲，二百六十余里为次冲，城之。而又增城先年东西中路未城者百余里（此宣府长城之筑为中条理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虏寇天城。初，督府移近塞墩，于长城增卒为守。令曰：“乘塞兵至，则谨饰烽堠；乘塞兵罢，则带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许，冬暮春初，鲜大举，即小警举烽共拒之，不数刻所司兵至矣，故冬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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