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艘船都载着大量的中国人的尸体--至少在国会以基督徒的聪明机智，残酷地禁止装运尸体，隂险地阻止中国移民入境以前是这样。不管通过没有通过，这议案是提出来了的。我记得好象是通过了的。还有一个提案--后来成了法律--强迫入境的中国人在码头上接种牛痘，为此付款给一个指定的江湖庸医（没有哪一个正派的医生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去干这种合法的抢劫），每人十美元。因为入境的中国人很少愿意付这笔钱，立法的人们认为这是对中国移民的又一沉重打击。
弗吉尼亚的中国人聚居区象个什么样子--或者说太平洋沿岸各城市的中国人居住区是什么样子--我在《企业报》作记者时为该报写的一篇报道可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唐人街--在一位同行的陪同下，我们前天晚上采访了中国人居住区。中国人按他们的需要修建了那部份城市；因为他们没有车辆，所以街道一般来说很窄，车辆无法通过。晚上十点钟，是中国人很得意的时候。在每一座低矮窄小肮脏的棚屋里，飘散着淡淡的佛灯燃烧的气味，那微弱，摇曳不定的牛脂烛光照出一些黑影，两三个皮肤姜黄、拖着长辫子的流浪汉，蜷缩在一张短短的小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大烟。他们那无神的眼睛，由于无比舒适、非常惬意而朝向里面--或者说刚刚过足了瘾，把烟枪递给旁边的同伴后的人就象这副模样--因为烧鸦片是件不舒服的事，需要全神贯注。一盏灯放在床上，离烧烟人的嘴刚好有烟袋杆那么远。他把一丸鸦片揷在一根铁丝尖上，用火点着，抹在烟袋锅上，就好象基督徒用灰泥抹破洞一样。然后，他把烟袋锅凑在灯上，开始抽起来--那烟丸的煎烤焖炸，以及烟管里汁水的吱吱响声，几乎会使泥塑木雕的塑像翻肠倒胃，不过，约翰喜欢它。鸦片对他起安神顺气的作用，他大约连抽二十多口，然后翻过身去做梦，天知道做些什么梦，因为我们不能看着那个瘫软的家伙就凭空想象。也许在他的幻觉中，他离开了这个碌碌世界，告别了他的洗衣活计，到天堂会享用有滋有味的老鼠和燕窝宴去了。
阿兴先生在王家巷十三号开了家食品杂货店。他以最好的态度对我们一行极尽好客主人之能事。他有各种各样的有色的、无色的果酒和白兰地，无法念出它们的名字，都是装在小口的陶罐里从中国运来的，他用小巧玲戏的瓷壶儿盛着酒招待我们。他请我们尝了些燕窝。还有细小、干净的香肠。要是我们愿意尝一下的话，本来可以吞进几码长的，不过我们怀疑每节香肠里都装有个耗子尸体，于是我们只好忍住了。阿兴先生的铺子里有上千种商品，看起来很奇特，我们无法想象其用途，也没有能力描绘。
不过，我们还能认识他的鸭子和蛋；鸭子给剖开，象干鳕鱼一样压平，就弄成那个样子从中国运来。蛋用一种灰泥包起来，经过遥远的水路运来，还能保持其新鲜可口。
我们在“粥粥街”三十七号遇到了洪武先生，他在做彩票生意--实际上我们发现还有十几个人在这个区的其它部分干这种买卖，大约每三个中国人就办个彩票行，轮流“坐庄”。“汤姆”的英语没有毛病，两年前，在《边区企业报》有个单身汉俱乐部时，他曾经是那里主要的、唯一的厨师，他说：“有时候中国人买一张彩票，一块钱弄它个两三百，有时候什么也捞不着。抽彩好比一个人打七十个人--说不定他揍了人家，说不定他自个儿挨揍，妙得很。”说到底，那百分比是六十九对他一个，机会一般来说是“他自个儿挨揍”。我们看不出那些彩票与我们那种有什么不同，只是数目字是中国字，没有哪个愚笨的白人会希望去搞清楚“哪个是哪个”；那写划的方法和我们的差不多。
史悦先生在“活狐街”开了一家花哨的小件商品商店。他卖给我们装横富丽的白羽毛扇，气味象林堡格奶酪一样的香水毛笔，还有用一块玉石做的、挂在表链上的小饰物，那玉石就是用钢针也划不破，然而却打磨得很光滑，还染了色，就象贝壳里面一样光彩夺目。为了表示尊敬，史悦把用金丝和孔雀翎毛做成的装饰品赠送给我们。
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用筷子吃了粥。我们的那位主人责骂站在房子前面的那些姑娘，她们圆睁着眼，用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他说她们不懂姑娘家的规矩。我们还从主人那里得到保佑平安的灵光，并且向一两尊异教神合十。最后，一个中国书铺老板的天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部象烤肉格子那样的机器上算帐，格子上串着一些钮扣，不同的格子代表不同的单位，十，百，千。他拨弄着它们快得难以置信--实际上，他把它们拨来拨去，快得就象音乐教师的手指头在钢琴键盘上滑行一样。
他们是个乐于助人，生性善良的人种，在整个太平洋沿岸，他们受到上等社会的尊重和良好的对待。没有哪个加利福尼亚的先生或太太会侮辱或者欺压一个中国人，不论什么情况下，东部的情形似乎很需要作出解释。只有人类的渣滓才会干这种事--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们。他们，自然相应还有警察和政客，因为这些人是社会渣滓们的下贱的拉皮条的人和奴仆，在美国的其它地方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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