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太好寻。我直起身的时候，紫疙瘩这小子在远处笑得满脸紫光，还把嘴鼓得圆圆，象是弄出了几个极响的屁来。
在大学时有位女同学写过一首悼念他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爸爸的诗《让过去的过去吧》。我想我起码应该比女人豁达一点。只是眼下我的胃已有一日半不曾进餐，再给它点鸭屁股吃吃肯定侵消不了它暴力革命的慾望。于是我坐上了２路公共汽车。
我又在第６站长江路下车。我遥望着一里路之遥的街口，我知道别说那街口拐弯后还得捱一段路的老广东，就是再走百十步，我也得由好心的路人抬往医院了。我叹子口气奋力地捱进了路边一片北方水饺店。我地方离我们出版社正在轰轰烈烈兴建的永久的地平线很近。我绕道来看房子时常爱在这里平息胃同我的路线斗争。
饺子下肚，我又有了精神。走出店来天也似乎亮堂多了。我忽然发现沿巷子稀稀拉拉地站了许多姑娘和男人。大多是一对一对站着。嘴巴张张合合好象在谈什么生意。我装着路过，漫不经心地慢慢蹭去。
“二十八。”左边一个白发老头说。
“三十。”与老头面对面站着的黄头发姑娘说。
“以前才二十三。”白发老头说。
“猪肉都卖两块三了。”黄发姑娘说，“三十。”
什么东西能卖三十元一斤？我想我可以蹲下来紧紧鞋扣。你知道我穿了一只大鞋子。这时候右边忽然有激烈的讨价还价声直钻我耳朵。
“三十五！”这是个穿浅黄色连衣裙的姑娘。
她对面穿着件老头衫的小伙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她的身段说：“三十！”
“三十五！”连衣裙噘了噘嘴，有点嬌嗔有点傲慢。我的心一阵莫名的奇癢。
“三十二吧。那边那个才要三十，三十二已经够──”
“哼，她──”连衣裙不屑地□了黄头发一眼，“你找她去就是了！”
我顺着连衣裙的眼光看去。蓬乱的黄头发下面是黑黝黝的脸，浑浊茫然却倔强执拗的眼睛，长袖的皱巴巴的的确凉衬衫，同样皱巴巴的灰色的的确凉褲子，一双圆口布鞋。我又回头看看连衣裙。不太黑起码也不太黄的头发，额前弯了几个圈儿，不算黑又绝对说不上白的脸上，有一双勉强有点儿“风”的眼睛，嘴chún涂红了，牙齿涂黄了，浅黄的连衣裙里衬出了大花褲衩。我的心越跳越快，手也渐渐地拦动起来，身子微微地摇晃。我无法紧鞋扣了。我在报纸上不止一次见过取缔「妓」女的报道。我曾在夫子庙、新街口等地漫无目的地转悠过不知多少次。你知道我听人说过，夫子庙的二十元，新街口的三十元。我不知道那个超短裙是不是。反正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艳遇。我没想到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果然全不费功夫。我身子抽疯似地抖动了大约四五分钟，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我做出一种无关痛癢的样子问那小伙子。
“买什么？”
小伙子上上下下打量我，大概看我不象国产电影里个个英俊无比的那种便衣警察，便一分幽默地笑笑说：“人。”
果然。我慌乱地四面看看。人都异常镇静异常坦然。高超的演技。比那些国产电影里演三流「妓」女三流嫖客的三流演员强多了。我望着连衣裙底下耸起的胸和大花褲衩子，头越发地晕了。这回不是饿。已经吃了半斤北方水饺。古人说食饱思婬慾。你别笑，我当年在轧钢厂，打光棍的轧兄们有句找对象的口头禅：“活的女的。”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黑色幽默，其实不过就在“饥不择食”那条水平线上。
我的眼光恣意地在女人身上扫来扫去。忽然间，那种时常伴随着对女性渴望而降临的恐惧袭上了我的心头。我脑子里晕乎乎的，周围的一切都恍恍惚惚，我好象正不停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坠落。坠落。身子在坠落。灵魂在坠落。理想、抱负、道德、文学，就象天上飘浮的绚丽多姿的云彩，远了远了……我茫然地望望四周。夜色苍茫，昏黄的灯光下，人影憧憧。斑烂的云彩已经幻化成星星在天空闪耀……潜伏在意识深处的无理性、无逻辑、无时间无空间观念，充满了黑暗和盲目的混乱。有如一锅沸腾的动蕩的液体的动物性本能冲动，在形形色色的哲理形形色色的现实面前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向何处去，不知如何升华，不知如何超越自我……迷惘而茫然的眼前，只有女人在晃动。女人。女人。女女女。这似乎是我体内汹涌澎湃的无穷无尽的“伊德”的唯一归宿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亿万生物之所以有雌雄，上帝之所以创造了亚当又创造夏娃，女娲之所以捏出了无数小人之后又将多余的泥按在一部分人的胯下，其目的自然都是为了通过两性间的结合，让他们所创造的生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叔本华把性慾称作生存意志的核心，称作人类慾望中的慾望，唯有性慾才能使人类绵延永续。性慾这玩艺儿，大象有，狮子有，猪有，驴有，狗有，蝙蝠有，蚂蚁有，就连没有灵性的花草树木，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相恋交合育子。我媽把我生下来我就是个男人。男人想女人是逃脱不了的天性，是种族繁衍之必须。我想我起码不是故意这么流氓这么黄色这么想去犯罪的。我白日梦似的遐想使我的心得到了稍稍的安慰。我盯住了一个腼腆的身材正在丰满起来的姑娘，抖抖地问出一句：
“多少钱？”
姑娘看看我，问：“你家几人？”
公案──
和尚问：我的自我是什么？
赵州说：你看到庭前的柏树么？
我又糊涂了。她莫非是出于谨慎？莫非是怕充当第三者引起麻烦？真是没文化。避轻就重的傻帽儿。第三者只是道德问题。当「妓」女是要判刑的。
我努力挤出一点不太难看的笑说：“一人。”
她突然用一种惊恐的眼光望我。惊恐。真正的惊恐。绝不象国产电影里那些演员表演被强姦前眼里溢出的快活的兴奋的刺激的炫耀的惊恐。姑娘你别怕。你怕我还怕呢。我承认我的目光企图穿透你的衣衫，我承认我是是是想和你……可我不会。不会。我不敢。我怕警察。我有我的身分，我有我的地位。尽管这些劳什子在秃头主任、老福、紫疙瘩们看来一钱不值，屁都不如。可我丢了它却只能回厂去当轧钢工。我起码有几百次在梦里被窜来窜去的红灼灼的钢条吓醒。你知道我从一个轧钢工人摇身变成编辑和作家（？），流尽了多少青春和心血。我之所以敢问你价钱，是因为曹禺先生写《日出》时，去白房子体验过多次，而鲁迅先生也说过用砖头砸碎玻璃橱窗品味品味蹲班房的滋味。
那姑娘惊恐地退到了另一个约摸已有二十七八岁的肥胖女人身后，从肥胖女人稀疏的短发下沿偷偷地望我。
我的心忽然一阵揪疼。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白奴》。美国作家希尔德烈斯的小说。白奴阿尔琪是庄园主摩尔的混血儿子，他与女奴卡茜相爱。而摩尔却想占有卡茜。这对恋人外逃，又经穷白人戈登出卖。经过无数苦难，二十年后，阿尔琪以自由民身分回国，终于在奴隶市场的拍卖台上救下了卡茜。文革中小说就象眼下的瘦猪肉少得可怜。我和妹妹常靠回忆过瘾，一部一部地谈论。哪部第一，哪部第二。这有点象现在的“红队黄队”，人无聊到极点就会玩这种把戏。我和妹妹都认定《白奴》第一，排在《悲惨世界》前头。记得我们都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同妹妹谈起《白奴》。
妹妹说：“我一上大学就特地去借了《白奴》。那种神秘的魅力不知怎么无影无踪了。”
我说：“是的。时间有时就是就是……”我想说刽子手，但我没说。
我没敢去看第二遍。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不对的。而知识越多人的感情越淡泊恐怕是有一点道理的。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忽惊忽咋。不过主编或许会例外。我有回问主编文革前出版的外国小说她最喜欢哪一部。主编说：“《白奴》。”我当时眼睛就濕润了。这不希奇，我小时候看《白奴》，能哭几个小时。比看《雷锋》那回还伤心。我曾赌咒罚誓长大了要学阿尔琪去救一个“卡茜”。至于主编喜欢《白奴》，我想她盼望的是一个阿尔琪来救她爱她。主编是个多愁善感的好女人，自从生出来以后至今没有结过一次婚，全心全意扑在文学事业上，做牛做马在所不惜。说真的要是她能减去十八与我同年，我一定会做一个阿尔琪去爱她去把她从枯燥的事业沙漠中拯救出来。当然，有个前提是她不当主编。要不我的脊梁骨会疼的。说不清。或许当着主编我最终也会爱她的。就象《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那个电工。电工。电影里的电工。真棒。可惜只是电影而已。电影就象白日梦。能有那么一个厂长吗？还有《办公室里的罗曼史》，女局长下嫁小科员。十几岁的庄有相和他妹妹才信呢。我算老几？还配怜悯人喜欢人爱人？陡长一颗芭斗脑壳而已。编辑部里的罗曼史。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现实就得承认差异，浪漫就是充满幻想。我曾有好几年一直想写部《庄有相的浪漫史》呢。后来觉着题目太招蜂惹蝶，就改成了《好梦难寻》。自然是一个坏人难寻一个好梦。人说一定是写不出来的。写出来也一定没刊物会发表。你知道我没才气。我脑子反应快，弄智力玩具回回第一。人都说我小脑发达。言外之意当然是大及不发达或欠发达。字典上说小脑管运动机能。小脑发达自然该去当运动员。百米短跑跑个八秒八五，把约翰逊刘易斯吓得一愣一愣。可惜六十六公分的大脑瓜太沉重影响速度。
“你是开店吗？”
有人打断了的白日梦。我定睛看看，是那个圆滚滚的肥胖女人。
“你是开店吗？”她又问。
这真正是不得了了。开「妓」院原先是有期徒刑，现在可以判至死刑。那是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打击日益嚣张的刑事犯罪分子重新修订的法律。我不想死，我往后退了半步。
那腼腆的小姑娘在扯那女人的后衣襟。女人一回头说：“怕什么，我孩子都断奶了，还怕个啥。”
我惊愕地张大嘴巴。做这种事的人还有这么呆拉巴几兜出底盘贬自己价的？
我说：“你丈夫……让你……”
那女人又一回头对腼腆姑娘说：“咳，怕啥，呆会签了合同，有政府有法律护着呢！”
我越发合不拢嘴了。还要签合同？还有法律保护？我费力地睁眼睛。我疑惑自己又陷入该死的白日梦魇了。可我的眼睛什么东西都能看见。暮色笼罩了街巷。星星在夜空中闪闪烁烁。法国梧桐婆娑轻舞。人都一对一对地站着，讨价还价。我又咬咬嘴chún。我得试试我能不能醒来。
肥胖女人忽然笑了：“还没谈价钱，就心疼得咬嘴。”
这时候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女人走过来说：“还是到我家吧。”
那肥胖女人说：“三十四，一分不能少。”
“好吧好吧。”
天！同性恋也……我的目光尾随着她们的背影。她们转进了一个大门。我揉揉眼一看：市婦联保姆介绍所。
你知道这时候我就象就象就象不知道象个什么──我没才气我没法比喻。
那个腼腆的小姑娘还在两三步远的地方怯怯地望我。我想我这时如果逃走的话，会在这小姑娘心里留下永生难以磨灭的恐惧。我于是便装做雇保姆的，正儿八经地在人堆里东转转西问问。反正我起码是个想当作家的家伙，积累点现实主义的材料不是坏事。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救作家。
我转了十多分钟，就已经弄明白，保姆的价格，因了脸蛋的长短黑白和俊丑，因了身子的苗条肥胖高挑和矮小，因了读过一年书两年书或是没读书，因了做过一家做过几家或者刚从安徽来，因了老年中年和青年，青年又分结过婚没有结过婚，结过婚又分奶过孩子没奶过孩子，还因了嘴上涂口红和不涂口红耳上挂耳环不挂耳环耳环是金的是银的还是几分钱的廉价货，甚至因了衣服的新旧因了嘴巴能说不能说因了手脚灵巧不灵巧脖子脏污不脏污，分成各种等级讨价还价喋喋不休。我不知道怎么又想起了《白奴》、想起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在中国这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是按劳取酬，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呀，我又错了。我糊涂了。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要我么？”
那个腼腆的姑娘怯生生地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问。这回是她自己来的。天色已经完全黑暗了，路灯浊黄的光晕映在她的脸上，使人得到一种泪汪汪孤独无依的感觉。我想说“我不能”，可嘴巴一张，却说：
“多少钱？”
“我只要二十六。我没做过，不会带孩子。”
“你多大了？”
“十……八。”
“你晚上住哪里？”
她委屈地望望右边。那是香铺营农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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