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了由父系制向父权制高级阶段过渡期间犹存的母系制余韵。禹一度因循旧俗，结识别的氏族女子，过走访婚生活，《战国策·赵策二》谓“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养欲而乐志”；《吕氏春秋·贵因》亦云：“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禹入裸国，解衣裸体，其男女相嬲情状自不待言。这种“裸入衣出”的走访婚，纯属赤裸裸的两性结合，既无共同的经济生活基础可言，男女双方也不必拘泥于“春从春游夜专夜”的。禹的配偶就不止一个，传说中的涂山女即其中一位。禹与涂山女的情爱婚姻起自私相悦好的“野合”。据《天问》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台桑，地名，大概位于涂山附近，性质类于《诗·鄘风·桑中》所云：“期我乎桑中”，不同氏族男女“奔者不禁”③，是男女幽会行淫的野外场所。禹与涂山女在台桑一见衷情，共效“野合”之欢。两人一往情深，当再度相会不遇时，涂山女竟柔肠百啭，歌以咏怀。《吕氏春秋·音初》叙述说：“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由这段文字来看，禹与涂山女的关系已由偶然的“野合”而发展为氏族间的走访婚，禹在涂山氏族除了结识涂山女外，另有别的妾，即其他配偶，“涂山女令妾待禹”，可见一夫有几个配偶，配偶间关系和睦，尚没有萌发争风吃醋之心，也没有因之而影响到涂山女对禹的眷恋，“候人兮猗”，唱出了涂山女的柔情悱侧。看来，禹与涂山女的婚姻关系，后来又从非经常往来的走访婚形式，转化为比较稳定的对偶婚。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曰：‘吾娶也，必有应矣……。’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注引《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辛壬癸甲是十干纪日。禹与涂山女私下约定，每隔六日禹即往女方氏族与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连日，这大概一方面出于当时对偶婚的性生活节制习尚，另一方面也与男方的社会公务有关；但男方委身到女方氏族日子的固定化，说明走访婚转为对偶婚，感情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因之禹所处时代，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多和私有制的加剧，男性的社会作用日益加强，许多氏族的婚姻家庭制度相继向父权制转化，此可征之前述陶寺遗址。大概因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涂山氏族仍处在母系制阶段，但涂山女与禹的婚姻照样免不了经受整个社会变革的冲击。《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云：“禹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熊是禹氏族的图腾。禹与涂山女原本过的是夫从妇居的母系对偶婚生活，这则故事却记涂山女反而前往熊图腾的禹氏族从夫居，实在非同寻常。看来温情笃笃的涂山女，望夫族而不敢入，没有勇气越过母系婚制的俗障，最后作了一位殉情女。不过，启的归禹，毕竟使禹取得父子血统关系的确认，在与母系婚制争夺儿子出生优先权的归属方面，禹无疑是成功了。禹的婚姻，一度缠绵于涂山女，表现出母系制向父权制转变阶段多态多姿的色彩。但禹本人，似乎也因氏族内部的等级分化和个人权力的扩大，终以贵族阶级的头面人物身分，而享有父权制下一夫多妻的特权。文献有称“禹卑宫室，垂意于沟洫，百谷用成，神龙至，灵龟服，玉女敬养，天赐妾。”①禹凭藉其在部落联盟体内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不仅握有大量经济生产剩余积累，而且通过婚姻联姻的方式，招至“神龙至，灵龟服”的四方氏部族的归附。“玉女敬养天赐妾”，大概可用来说明这种多妻政治婚姻生活的成功。这与陶寺遗址所见氏族内男性权贵同时拥有多位佩饰华美的贵妇为妻，可相对照，正揭示了那一时期部族权贵多妻制的意义所在和其婚姻家庭构成的通例。总之，夏代国家建立过程中，鲜、禹的婚姻，代表着父权制替代母系制过渡阶段末叶婚制婚俗的前后不同时期变化色彩，有其社会大范围内的普遍意义，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紧相呼应的，透过种种历史传闻，有可能寻绎出其中内在的发展轨迹。 二夏代王室婚姻的氛围 有夏一代，父权制的宗亲组织形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始传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业”②的禹子启，是创建夏代国家的关键人物，他在排斥母系制，确立父权社会制度方面，表现远比禹坚决。《墨子·非乐上》言启“淫溢康乐”。从史传看来，至少有两件事，可看出这位夏王的所为，带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内涵。一件是《天问》中提到的“启棘宾商（帝）③，九辩九歌。”棘读为亟，有屡次、数番之意①。此事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郭璞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在提高父权制统治权威的同时，妇女屡屡成为启大施淫威的对象，甚至被任意用来作祭。这在母系制盛行时代是不能容忍的，标志着父权制的确立，从其起始即建立在奴役女性的基点上。另一件也是《天问》中提到的启“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具体史实已不得其详，但大体说来，“勤子”表明启确立了父权制的传子制度，“屠母”则象征两性对抗中母系制的惨败状态。不过，夏代由母系全面转入父权社会，原来的氏族内部结构毕竟还相当强，宗亲集团对外以父系为代表，而连结其内部关系的纽带却每每仍是母系②。夏王太康失国，失在失去王室妻族一方的支持，即是明显事例。据《楚辞·离骚》云：“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扬雄《宗正卿箴》说：“昔在夏时，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路史·后纪十三上》谓太康“叶比于淫声”，“般游亡度”，“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油。”上古母、妻同义。根据氏族结构形态，“五人御其母”，当指太康王室妻族与五个子氏族或兄弟氏族所组成的血亲集团。太康不图王室后忧，另与有仍二女姿情游乐，终于被血亲集团所抛弃，在外看来是失国，在内而言是断送了维系王室的血亲纽带。顾颌刚先生曾指出，从父系氏族社会直到奴隶制社会，妇女都是氏族和宗族里的一笔财产，在生产不发达的社会里，氏族和宗族要守住一笔财产是不容易的，所以从别的族里嫁来的女子不可任她流失，其夫既死，弟兄可以娶她，子、侄辈可以娶她，甚至孙辈也可以娶她，这是团结同族的一个方法③。前述陶寺遗址的氏族贵显实行一夫多妻，也具有通过婚姻关系维系和团结血亲集团的用意。对于夏代权贵婚姻大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夏王太康不谋后图，造成妻室离去，意味着失去血亲集团的支持，导致王室内部结构体系的破坏，失国也就在所难免。除此之外，夏代史上，有后羿代夏政，寒氏弄权，国家迭相颠覆诸事态，考其缘由，血亲集团的得夫，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之一。后羿一名羿，也称夷羿，是东方有穷氏族落首酋。据《左传·襄公四年》引《夏训》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注：“禹孙太康淫放失国，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号曰有穷。”后羿乘夏衰落之际，一度取代了夏政权，但他“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还重用寒族出身的寒浞。后羿本有妻室纯狐，自取代夏政后，另恋上了洛滨女子，《天问》述其事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惯用心计的寒浞，瞅准纯狐遭后羿冷落之机，“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与纯狐搭上关系，“因羿室”取得其血亲集团家众的支持。《天问》说：“浞娶纯狐，眩妻爱谋。”《路史·后纪十三上》说：“浞乃蒸取羿室纯狐，爱谋杀羿。”寒浞之所以能谋杀后羿，成功夺取国家权柄，就是通过烝取羿室纯狐的婚媾手段，对王室内部原有结构体系悄悄渗透并暗中进行再组合，从而实现其野心，以至连羿的儿子也没有放过，残酷地将其杀死①。但是，对于羿子的妻子，寒浞却采取了特殊的处置方式，只是关死而归妇于母家②，大概也是出于团结其族的目的。史传寒浞取得夏王室统治地位后，“因羿室”而与纯狐结为夫妻，生有二子，长子名寒浇。寒浇长大后又与羿子之妻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天问》说：“惟浇在户，何求于嫂”，“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路史·后纪十三上》谓寒浇“通于丘嫂歧，日康娱以自忘，馆同所止。”所谓丘嫂，据《汉书·楚元王传》注引孟康说：“亡女婿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又引张晏说：“丘，大也，长嫂称也。”寒浇为寒浞长子，并无其兄，焉得有嫂，故有学者指出，盖丘嫂女歧乃羿子之妻，寒浇与羿子实为同母异父，羿子被杀，女歧寡居，寒浇有此异父兄长，兄长妻女歧当然也就是寒浇长嫂。寒浇与女歧的结合，是叔通嫂，然从年龄言，则属于少男眷恋大女。看来两人感情关系不错，女歧替他缝补衣裳，寒浇与她同居共宿而康娱自忘。这种婚媾是承氏族时期兄弟共妻遗风的变态，却又适应了“恢于夏家”的政治需要，有利于维系和廓大当时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王室血亲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纽带。《路史·后纪十三上》有云：“少康灭浇及女歧，”可见后来夏太康侄孙少康复国，也是从打破这种政治联姻网络着手的。利用婚姻方式团结诸族，是夏代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存灭，每每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紧相交织。少康中兴，与血亲集团有虞氏的支持作后盾分不开，《左传·哀公元年》有云，有虞氏以二姚妻少康，“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终于“复禹之绩。”同样，夏的覆灭，王室妻族的作梗是相当关键的因素。夏末王桀的妻子名叫妹喜，一称末喜、末嬉，乃来之有施族落集团。《国语·晋语》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与妹喜的结合而取得了与有施氏的联姻。两人一度爱得发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形容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膝）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桀为发裂缯，以顺适其意。”但好景不常，据《竹书纪年》云：“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好色之徒的桀又沉湎于与琬、琰的姣姣情爱之中，完全冷落了末喜。末喜的仇恨因之而生，引出一段与伊尹暗中结交，共同间夏的事末来。伊尹出身有莘氏族落集团，曾“耕于有莘之野”①。商汤建国后东巡时，他作为有莘氏媵臣入商而被重用②，但在此之前，与汤的关系已非同一般。《吕氏春秋·慎大》对伊尹与未喜串通，助商间夏有如下一段叙述：“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嘻。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夏在西而商居东方，末喜与伊尹串通间夏，告以“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是暗暗把夏王桀的举动和防御底细泄露给了商汤，致使商师绕道夏的后方，从西面攻夏所不备，一举成功。因此，如果说夏灭亡的外因出于商的兴起，那么桀弃婚姻的政治意义于不顾，失去王室血亲集团的支持，则是其亡国的重要内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②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113页。 ③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① 原作“伯禹腹鲧”，此据闻一多《天间疏证》乙正。 ①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248页。 ② 《史记·夏本纪》。 ③ 《周礼·地官·媒氏》。 ①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礼含文嘉》。 ② 《史记·孝文帝本纪》，集解引张晏说。 ③ 《说文通训定声》商字条引此，谓商当作帝，无也。 ① 见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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