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夏商交通地理观念 早先的交通地理观念，主要包括了人们因交通的缘起和自然空间视野的开拓而获得的感性地形地貌知识，以及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如何利用这种知识，作为社会应用功能的活动指导。地形地貌是交通地理的实践要素。《周礼·大司徒》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注，“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读曰川，水钟曰泽，山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这八大以物产生态为视点的地形地貌分类，可说是对三代以来交通地理知识的涵概。原始人类活动范围有限，但对生存地的选择，即已建立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利用上。如山西峙峪一处三面为峻岭环抱，前临河流和辽阔草原地点，旧石器时代先民择其高出河床25～30米的二级阶地为居住点，既避开河水漫涨之害，又能利用山下河谷中砾石打制石器；随着生存手段的提高，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又下搬到距河床4.5～8米的第一阶地居住，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①。这时期的聚落自然环境选择，大致有五种现象，一是选在河边台地或河流转弯处及支流交汇点高于四周的岗上，二是水泉近旁，三是依湖而居，四是近水区域高出周围的土墩上，五是沿海地区的贝丘上①。这样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地域性地形地貌较全面观察权衡基础上的，其中对于是否与周围地区水陆交通便利方面的顾及，恐怕是共性所在。夏代似为交通地理分类知识建立的滥觞期。《淮南子·齐俗训》云：“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在紧急时际，人们已能运用对周围地形地貌环境的了解，及时避开水患，使掌握的交通地理知识，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当时的交通地理分类知识，主要表现为质朴的实用性和地域范围有限两大特征。《墨子·兼爱中》云：“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邪，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为）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类似的说法又见诸《禹贡》，且更为夸大，更为系统。《禹贡》言大禹治理洪水，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海洋的自然分界，把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就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交通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列出二十余座山岳，归纳为四条自西向东的脉络；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一道沿研、岐至荆山到河为止；一道壶口、雷首到太岳；一道砥柱、析城至王屋山；一道太行、恒山、碣石山入海；一道西倾、朱■、鸟鼠至太华；一道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道嶓冢至荆山；一道岷山至衡山；一道内方至大别②。这当然属之后人附会，难以凭信。但在洪水泛滥时期，禹是有可能领导人们对某些水道进行疏导，在躲避水患，依地势迁徙中，有能力动员社会集体力量有意识地开辟出一些水陆通道，并且有可能在其领土范围内建立起若干行政区域，当然分布范围决不会如《禹贡》说的那么大。这些地域行政组织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按地理分类知识划分的区域地理特色，是夏代人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实践中交通地理视野拓展的直接结果。后人对于这方面的夸大追述，不见得纯粹属之向壁虚构而孟浪无根。商代人的地形地貌之辨已反映出细密化的趋向，甲骨文中可以找出许多实证，如涉及山地或丘陵地貌类型的专名有：丘、石、谷、山、■、岳、■、单、奠、啚、高、■、■、■、京、封、对、自、阜、陴、陵、陆、■、沙、襄、■、队、陮、堆、麓平原地貌类型的名词有：原、野、湿、隰、畴、啬、囿、析、徉、梁、林、森、蒿、萑、柳水道或河谷地貌类型的名词有：泉、■、■、■、川、州、洲、渊、河、涛、洹、滴、■、湡、泷、■、渔、淮、洋、灉、洧、沚、洛、淋、■、泺、■、■、■、■、洒、泾、潢、淡、澎、沖不备举。由此已可看到，殷商时代人们不仅已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类型划分知识，而且已能根据不同的地势、地貌、物产生态、交通状况、地形变化等不同特征，确定不同的地理专名。前述《周礼》中提到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地貌，分类，在甲骨文中已大体具备，只是前者更简明核要，更系统规范化而已。甲骨文中如此繁复的地理类型划分专名的出现，显然不可能是小区域范围内的地表形态感观，当时人们的足迹所及远远超过了夏代人，因此他们的交通地理观念也比夏代人更接近现实，更富有实际意义。夏商二代人们的交通地理观念有其 共同性的一面，两者都对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其了解，方位系列比较清楚；但显著的不同则在两者的活动视点和交通地理概念各有特色，并不一律。夏人的政治中心区主要在今豫西晋南一带，河北、山东和苏北受其文化影响最深，这在考古学上有反映，夏人致力的侧重点呈现出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大趋势。古代文献中追述的夏代交通地理观念，每可用“四海观”以概之。如述禹时史影，《大戴礼记·少闲》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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