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当无问题。《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论语·宪问》云：“■荡舟”；《皋陶谟》云：“无若丹朱傲，……罔水行舟”。闻一多先生指出，浇、■、丹朱傲系同一人，其事即《天问》所云：“释舟陵行，何以迁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②当时能动用舟船交战，恐怕已不是容积和载重量过小的独木舟了。《帝王世纪》载夏粱“与妹喜及诸劈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③。夏代贵族统治阶级乘坐的舟，有可能已是较大较精细的木板船。相反，在民间，直至商周时代，笨重而结构简单的独木舟犹是主要的水行交通工具。商代水陆交通并举，陆道与水道相交处，或设梁桥得过，或水浅而人可持杖得涉，此已见前述。另有在浅河道中置石块，人可履石渡之。甲骨文有“贞■人于■奠”（《英》547正），于省吾先生释■为砅的初文，是履石渡水之形④。甲骨文有“贞涉■”（《天理》219）、“王其涉东■，田三录”（《屯南》2116）、“令子商先涉羌于河”（《合集》536）等事，大概均与徒步涉水相关。但倘若水虽浅而没顶，又无梁桥，就得另缘它法。甲骨文云：惟母■用祖丁必。惟■万用祖丁必。（《美》488）这是讲用两种祭祀活动祭祖丁，后一种是让■其人行万舞。前一种的一个■字像一人手足舒浮于水流中，或即后世汓的初字，《说 文》：“汓，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子亦人形，与此字意同。《淮南子·说林训》云：“舟覆乃见善汓”，旧注谓汓为浮水而游。《列子·黄帝篇》载仲尼答颜回问，有云：“能游者可教也。”古代礼俗有浮水活动，《诗·小雅·菁菁者莪》云：“泛泛杨舟，载沉载浮”，颇类后世的弄舟玩水，场面当然可观，恐怕与早期的浮水泳游之礼是有渊源关系的。汓水与万舞对举，性质相属，是问是否浮水或举行万舞纪念祖丁。它辞又有：惟■用祖丁必。（《合集》30353）疑■与汓乃同类字，■或即■的初形。《说文》云：“■，没也，从水从人。”■字从水从手，意义相合。■没是潜泳，《庄子·达生》云：“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注云：“没人，谓能鹜没干水底。”■字像手在水中划动，似为潜泳之意。此辞与前辞对应，一为浮游，一为潜泳，皆为纪念祖丁的祭祀活动。然则从甲骨文汓、■两字的推定，当时人应有游水过河之举。在殷商时代，若干要道与河道交凑处，似已专设渡津，供贵族阶级成员过往之便。《尚书·说命》记武丁之言云：“若津水，用女作舟。”《泰誓》：“大会于孟津”，也属这类渡津口。《说文》谓：“津，水渡也。”旧说：“都道所凑为津。”①甲骨文有地名字■②，像水陆道交凑形，疑即津字之初形，大概其地是渡津口岸，因以为名。渡津口岸是设舟摆渡口。据甲骨文云：丁未卜，贞亚勿往茧，在兹祭。贞勿呼涉河。贞勿呼伐，舟惟橐用。（《安明》695）三辞同卜一事。舟惟橐用，是讲用舟载渡橐囊包裹过河。祭，地名，当为设舟摆渡口岸。辞谓亚这个人要在祭的渡口过河往茧地，从事某项军事使命，用舟载渡行李包裹。在殷商时代似乎还有皮橐的渡河交通工具。甲骨文有云：乙亥卜，贞立二使，有□囊舟。（《合集》5507）洀鬯惟橐用。（《合集》31137）橐舟并举，橐或亦为浮水之具。我国西南地区纳西族和普米族土人，有拴皮囊渡河之法，取整畜掏其骨肉，扎紧缺口，里面鼓气，过河时系在人腹，藉其浮力①。由橐字形结构，商代的浮具似亦用兽皮为之，两端扎紧，靠里面的空气增大浮力。橐可渡人，也能渡物，如鬯酒之类，由上二辞或以知之。《诗·邶·谷风》有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看来，古人涉水渡河，方式方法不拘，或借助方桴、舟船、皮橐，或游泳过去，或徒步趟涉，大抵取决于水道深浅和水势缓急诸具体因素。但备舟而设摆渡津口，则恐怕是专为统治阶级成员服务的。 （二）用舟制度 舟不啻为短距离的渡河工具，用于长程的水道航行当早已有之。前述夏代史传中的“释舟陵行”、“罔水行舟”或“同舟浮海”等，显然属之后一类水上航行。商代远距离的河道交通也已开启。甲骨文有，“方其■于东”（《合集》20619），“■河亡若”（《合集》20611），河上操舟楫，舟行东向，方位有之，又虑及水上安全，航行水程不会很短。别辞有言：惟■用洀■于之若，■■方。（《合集》27996）■方为殷东南敌国。■，日本贝塚茂树谓可能是流的初字②。《诗·邶·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此言■盘舟顺流而下，直趋■方领地。甲骨文有一字作■③，像群舟泛于中流。用于军事行动的舟群，恐怕数量不在少数。江河东注，长途水道行舟正可惜力。甲骨文中言“王率舟”之辞，自武丁到文丁各代均见，如二期有两辞云：□丑卜，行，贞王其率舟于滴，亡灾。在八月。（《合集》24608）乙亥卜，行，贞王其率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率舟，于省吾先生谓舟顺水而行①。这是记商王在滴、河的交通水道上乘舟航行。但倘若是逆流溯行，水流反成阻力，行舟就很困难，甲骨文有字作■②，像一人推舟状；又有“弜■舟”③，中间一字也像以双手在河流中推舟。此等推舟，当在水缓或逆流而水又不深的情况下为之。水上航行，非比一般，造舟不易，常人难以有之，航途又难测，每受自然界各种因素制约，故商王朝已确立了一些用舟制度。商王有专用之舟，如：己巳卜，争，贞乍王舟。（《合集》13758）这是专为商王建造王舟的占卜。他辞有“王其省舟”（《怀》1456），记商王省察其用舟。此专称“王舟”，归属明确，非王莫乘，则朝内当还造有其他等级的用舟，唯规格质量上似不会超过王舟。甲骨文有残辞“于多君……舟”（《怀》348），大概朝内贵显多君也各有其用舟。另外，从上述甲骨文记动用舟远证下游东南敌国看，晚商王朝似已设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晚商王朝的舟群，一般由商王直接掌握，并委派官员负责管理。如：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一（《合集》32852）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二（《合集》32850）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三（《合集》32851）三骨同卜一事。禽奠，人名。记商王命令禽奠设舟待用。舟在不用时，则系于商都附近的河边，如：癸丑卜，宾，贞今春商縠舟，由。（《合集》6073）縠舟是指用缆绳系舟。凡解缆用舟，有时也得先行占卜，如：癸巳卜，复析舟。（《合集》33690）弜比析舟。（《合集》32555）析舟即解缆放舟①。然析舟乃属朝廷大事，下臣不得私自行之，必须得到商王的命令方可。如：惟大事析舟。惟小事析舟。惟吴令析舟。惟介令。惟戈令。（《合集》32834）吴、介、戈均为商王臣僚。“惟某令”是“惟令某”的宾语前置。可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方能解缆动用舟，以及选令哪位臣僚去责成此事，都得经过商王事先的斟酌考虑。在通常情况下，用舟要先期占卜准备。如：甲戌卜，争，贞来辛巳其旬洀。（《合集》11477）旬读若徇，旬洀指乘舟巡行盘游②。甲戌日占卜，问来日辛巳王用舟巡游。足足提前了8天时间进行预卜。有时还反复卜问哪一天可以登舟出航，如：惟壬出舟。惟癸出舟。■■出舟。（《屯南》4547）水上航行，气象变化十分要紧，故又有占卜，如：庚寅卜，王■，辛卯旸日。（《合集》20272）辛未卜，今日王洀，不风。（《合集》20273）甘雨。其出舟，惟今日癸亡■。吉翌乙亡■。吉（《英》2322）旸日是晴天出太阳。可见晴、有风无风、有雨无雨的气候条件，均是决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虑参数，这是殷人出于水上航行安全的实际顾虑。当时重要场合的用舟出航，似乎还要举行一番仪式，如：癸卯卜，■，贞■祀，惟左■■。癸卯卜，■，贞■祀祝。癸卯卜，狄，贞其祝。惟乙舟。惟丁舟。（《合集》30757）■，疑今之邕字。《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与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川壅为泽。”壅又有曲隈之意①。左邕，可能是殷墟王邑一带洹水曲隈之泊舟处。一事多卜，反复贞问动用左邕之舟的祀祝仪式，以及决定在乙日还是丁日出舟。唯当时启用舟时举行祀祝仪式的隆重场面，今已难知周详了。综上所述，商代除有在于道与河道交凑处立渡津设舟以供贵族成员过往摆渡外，王朝内亦备有相当数量的舟，有商王专用的王舟，有权贵要臣使用的舟，还有用于军事的舟群，由此产生了相关的用舟管理制度。凡直属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负责管理，舟有“左邕”之类的专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都一带的洹曲之滨，解缆用舟需经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选择定，一般以气候是否利于航行为准，启用时又有相关的仪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贵族统治阶级专享的贵重水上交通工具。 三车之用 （一）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①。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由于车的贵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统治阶级显赫权势的象征。《墨子·辞过》说的“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淮南子·汜论训》说的“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得到乘车之便，“致远而不劳”。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②。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传说谓“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③，“禹作舟车”④，大抵出自后人附会托古。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①，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古史考异》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②；《新语·道基》说：“（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③；《后汉书·井丹传》亦谓“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夏末商初，车已用于战争行动。《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④。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车九两”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况。殷商时代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如1935年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在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一个车坑，有战车25辆，按战斗编制排列，也只是“每五个车为一小组”⑤。商王武丁时甲骨文所见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452），在十以内。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须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二两（辆）”（《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末商初了。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示敌的效果。因此与其把古代的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加强贵族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目前所知车的最早实证，是郑州商城出土的两块用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①。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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