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54辆以上，如下表：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动力，大都是一车二马，均属之殷墟王邑高级权贵的殉祭品。其中出自王陵区者有32辆，占总数59.3％；出自王室宗庙区者有6辆，占11.1％；其余16辆出自一些贵族墓地，如后岗的1辆出于一两墓道大墓，孝民屯的几辆属之近处的几座甲字型中等墓，郭家庄的4辆，两两东西为对，属之附近两座贵族大墓陪葬品。甲骨文有云：“小臣叶车马破■王车”（《合集》10405），知商代王和其他高级贵显人物均拥有马车，车马葬正再现了当时等级制的贵族物质礼遇生活。有学者认为，王陵区的车群，其祭祀对象非殷先公先王莫属，其他类的车主，应是王室成员如王的配偶或嫡亲执政者，至少也是殷代官吏中的臣正、武官和史官中的首领人物①。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应指出者，车马坑中有半数以上的，陪葬1～3人不等。据《周礼·夏官》记述，有大仆之职，“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又有戎右之职，“掌戎车之兵革”；还有称作“趣马”的养马官。则这些陪葬人，生前身分可能是仆驭御夫、卫士或养马者。王邑所见权贵的马车，其结构主要包括了轮毂、轴、辕、衡、轭、箱舆等几大构件，（图15）其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确实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50000023_230_2②。杨宝成先生曾对殷墟出土14辆车的构造尺寸作了分析统计，其平均轨距约为2.3米左右，轴长在3米上下，轮径约在1.2～1.5米之间，轮辐18～26根。作为荷载部分的箱舆，有大小之分，大型者广1.2～1.7米，进深最大的达1.5米；小型箱舆一般广1米左右，进深0.7米上下③。有学者认为，大型箱舆能容乘员3人，小型箱舆只能容2人，因箱舆周围有栏杆，车后留缺口，故乘员是从车后上下，贵族乘车时要踏石几以登④。从考古发现看，马车的箱舆栏杆仅高0.45米以下，立乘不足以凭栏，推想当时采用的是跪坐姿势，曲膝跪式，对于进深为0.7×1米的横长方形箱舆容积是足足有余的，乘员可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驾车时，大概也如文献所说，仆御居左，乘者坐右。乘3人者，大概主人居右，仆御在中，陪乘者在左，概以右为为了显示权贵乘车出行的威风，当时连马鞭都做得十分考究。小屯宗庙宫室区的车马坑内，曾发现3根用长条形玉管制成的马鞭柄，石璋如先生以为即《礼记·曲礼上》说的“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之策，孔疏：“策，马杖也。”①殷墟西区还出过2根青铜策，管状，两端略粗，近上端三分之一处有半环，可系绳，内1根铜策长24厘米②。（图16）殷商王朝高级贵显，乘车出行，“追琢其章，金王其相”③，权势赫赫，可谓荣极一时。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为政权利益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仅限于少数人范围，但车行所抵地域，可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武丁时有一片甲骨文记出动战车征伐■国，从癸丑日起，至11天后的癸亥和甲子日之交的夜里战车攻抵该国④。此国位于晋南河曲一带⑤，距殷都直线距离约有700多里之遥，则估计当时马车一天的行程，平均约为60多里。可见已超出徒步行走的数倍，《墨子·节用》谓“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道出了车在远行交通上的优点。 （二）商代各地马车的考古发现 商代的马车，除见诸王邑内高级权贵的礼仪生活范围外，各地的族落方国贵显人物，一般也拥有马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商颂·那》云：“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记四方诸侯乘坐豪华的马车，到商王邑来献享。《礼》书中有称诸侯乘墨车、建龙旅，入天子之门助祭。《商颂·玄鸟》亦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郑注：“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子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入者，”孔疏：“举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时至也。”说明商王邑是当时政治和交通中枢所在，时有各地的贵显人物，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商代各地族落方国贵显阶级的马车，在考古发掘中每有发现。1979～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后李发现商代息国墓地，在一座高级权贵墓内，出土一件铜车饰，形似伞盖，首部饰云雷纹、小圆涡和四足蝉纹，可能是车顶盖帽，十分少见①。看来，这种车属于出行交通工具，不像是战车。1971—1972年安徽颍上赵集王拐村征集到一批这一带出土的晚商车辖、铜铃、弓形器等②。1978年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发现一座商代“亚■”的贵族墓葬，在出土的24件随葬品中，有车辖、铜铃、铜泡等车马器③。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出有驾车用的铜策两秉④。1971年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座商墓，在随葬的30件铜器中，有车辖、舆栏饰、车铃、马铃等午马器19件⑤。山西灵石施介村发现一处商代“■”族贵族墓地，在1985年发掘的一座一椁三棺一夫两妻合葬墓内，有殉人一具，仅随葬铜器就达40余件，内有车马器。还出土一根铜策，长28.1厘米，细管状，上有半圆形纽管，上端饰牛首，下端饰兽首，管表有细线纹①。造型工艺与上节述殷墟出土铜马策相比，更胜一筹。（见前图16：1）1988年又在附近1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个，惜被盗，车制结构情况不清②。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③。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商代“莘邑”铜器的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3件，骨蚌器40多件。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④。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有车马器⑤。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⑥。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古城，1986年在城内中轴线上发现2个祭祀坑，其中二号坑内除出有大批精美的铜、金、玉、象牙、骨、石器外，还出有车形器⑦。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亚醜”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軎、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①。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②。1983年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亦出有商末车马器③。1957午山东长清具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又有车马器同出④。山东膝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三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3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⑤。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磐和铜车马器等。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⑥。以上16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1处，安徽1处，河北2处，山西2处，陕西4处，四川1处，山东5处，以商代的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字①，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车二两”（《合集》36481）。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车乘”（H11：124，H11：35）、“卜曰：其衣车马，惟又习”（齐家112）。凡此，也均说明马车在当时各地族落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流行程度，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应注意者，上述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干线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还容或有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人物，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交通工具和战车两类，但大部均是一车二马的独斩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上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签。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签；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商代的车盖可能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并不固定在车上。《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当“王下则以盖从”。另据《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杜注：“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有车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陕西老牛坡出土的双马輓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2人。舆内周壁曾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有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的木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①，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少数统治集团成员服用车马已较为常见。《吕氏春秋·简选》称武王伐商，“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诗·大雅·大明》描述其事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輓引，异于殷制。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贵显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 （三）牛车和平民阶层的人推拉小车 古代又有用牛车服重致远的。史传夏代商人的先公“胲作服牛”（《世本·作篇》）。《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服牛即仆牛，《考工记》又称之为“牝服”。清人陈奂说：“牝即牛，服者，负之假借字，大车重载，故谓之牝服”②。《尚书·酒诰》称妹土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可见商人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已懂得利用牛车作为运送物资进行交往交流的交通工具。牛车在甲骨文中称为“牵”，字像缚牛引縻意①。商代的畜力车均属独辀车，非两畜以轭靷式系驾方可。别辞云：“牵……二牛”（《怀特》156），“登左牛”（《合集》8944），似当时的牛车也采用双牛系驾。牛车的车速运行自然及不上轻灵的马车，因此在战争中，马车通常用作冲锋陷阵、兵戈交搏的戎车，《司马法·天子之义》云：“戎车，殷曰寅车，先急也。”但牛车的荷载能力却在马车之上，故牛车又称作大车，《考工记·辀人》云：“大车之辕挚”，郑玄注：“大车，牛车也。”《诗·小雅·黍苗》云：“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朱熹注：“牛，所以驾大车也。”戴震《考古记图》也说：“大车任载而已。”牛车的实用价值是引力大，适当加大车身，可使载重量大增，在平时能服重致远，在战时则不失为运送军事装备的较好运输交通工具。《周礼·地官·牛人》云：“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公任器”，孙诒让疏云：“牵傍者，即輓车之牛，而实据人御之而为名。”任器者即军旅行役所用的军需物资。殷商时期牛车数量甚众，武乙时甲骨文云：丁亥卜，品其五十牵。（《合集》34677）■丑卜，品其五十牵。戊子卜，品其九十牵。（《合集》34675）□□□，□其百又五十牵。（《合集》34674）牵指牛车，品有率义②。“品牵”犹文献所云“牵傍”、“牵车牛”，即輓车之牛，而实据人率之以为名。动用牛车动辄就是五十、九十乃至百五十之数，可见商王朝握有相当庞大的运输车队，相反，马车却没有如此高数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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