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于战争中运输军用物资的牛车数量，也总是远远超过用于冲锋交搏的马车。如西周中期偏晚的《师同鼎》铭文，记述周人与戎敌交战，“折首执讯，革车马五乘，大车廿”，马车与牛车之比为1：4。前述殷墟王陵区出土的25辆战车编制，是以每5辆车为一组列，共为五列，如按甲骨文所言“王乍三师，右、中、左”①的三列军队编制，则为15车。甲骨文中牵的最高两数是90和150，最低数是50.则每师用马车和牛车之比略约力1：6，在军情变化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变宜；其50的低数，可能是“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的一个战车组列的配备牛车数量，也可能是专门提供中师军需物资的牛车运输车队。由于牛车偏重于实用，比较笨重，车速也不快，数量多于马车，物多则不贵，因此在贵族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是没法与轻灵而贵重的马车相匹美的，上层权贵墓葬未见用牛车作殉祭品，即是商代这种高层次社会心态的反馈。除了马车和牛车外，商代当还有人力推拉小车。周代称人挽之车为栈车，《诗·小雅·何草》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栈车，役车也”，孔疏：“有栈之辇车，人挽以行。”又《周礼·春官·巾车》有云：“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郑氏注：“栈车不革鞔而漆之，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贾疏：“庶人以力役为事，故名车为役车。役车亦名栈车，以其同无革鞔故也。”《考工记·舆人》云：“栈车欲弇”，郑氏注：“为其无革鞔不坚易坼坏也。”由此考见，古代人力推拉的栈车，大体为木轮带方箱以供力役载物的简易小车，故一称役车，主要见之于平民阶层。甲骨文中尚未见到专赖人力推拉之车的史料。商代金文中有辇字②，通谓象人挽车形，唯孙机先生以为，此字“其实是象二人立于车上之形”③，甚确。辇在殷商甲骨文中仍用指马车，下辞可知：其呼筃辇又正。其肇马右又正。（《合集》29693）二辞同卜一事。筃，人名。辇是辇车。“肇马右”犹它辞言“肇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知“肇马右”实指三个战车队中的右队，筃应是右队之长，筃乘坐的辇车自是同队中的马车，而不是人挽之车。辇的意义当如《周礼·地官·乡师》所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郑注：“驾马，辇人挽行。”马车在行进中，或因道途难行，故又需人前挽后推。《司马法》有云：“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说的就是给战车配备人徒。若以上举甲骨文左、右、中三个战车队列配备人徒300言，则每队人100，而当时一队有5辆战车，是平均每车20人，与文献所说大致接近。甲骨文辇字有在车前横部再加二手，正寓这层意义。《夏本纪》中“山行乘檋”，大概不是指别的交通工具，而是指畜力车走山道时，另需人前拉后搡，即所谓“■驾马，辇人挽行”。人力推拉的小车，虽未载见甲骨文，但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有发现。1986～1987年在安阳花园庄南地发现一个大废骨坑，坑口兽骨层表面有十四条宽0.1～0.15、深0.05米的车辙，有的经车轮多次滚轧，被挤压得十分紧密、滑硬。其中有两条车辙相平行，长19.3米，间距1.5米。今知商代马车的轮距均在2.3米上下，与此显然不符，故这种车辙似应为另一种人力推拉双轮小车辗出。有的车辙较杂乱，可能还有一种独轮车的车辙。①（图17）当时人们用双轮小车或独轮车运送废骨料倒此坑中，可见是为平民阶层所用，毫无疑问，在外出场合，自然也可成为平民使用的交通工具。饶有兴味的是1989年安阳郭家庄西南商代墓地发掘中，发现2座车马抗、1座马坑和1座羊坑，呈南北一线排列。车马坑居中，均为一车二马；马坑在北，埋2马3人；羊坑在南，埋2羊1人，两羊的头部有小铜泡组成的笼饰，嘴旁有小铜镳，颈上方有铜轭首①。这现象似表明，当时还有过以两羊拉小车的尝试。至于马坑的2马3人，很可能属于下节讲的骑乘之马，3人中除有两位骑马者外，或许另一位是饲养人。 四骑乘 （一）骑马外出和骑兵 骑乘是古代出行交通手段之一，所利用畜力大体为家畜或驯化动物。史传夏代商先公“相土作乘马”②，就是指骑单马出行。《诗·大雅·绵》有述商代周人祖先“古公直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明清间顾炎武认为，“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③是走马即骑马。《易·系辞传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屯卦六二》有云：“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高亨先生指出，这是描述古代掠婚，“谓乘马而来者，屯然而拥至，邅然而转行，又般然而回旋，非劫财之寇贼，乃娶女之婚媾也。”④说明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常识言，骑单马当早在马车发明之前。吕思勉即说过：“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⑤马车的考古实物，已可追溯到商代前期，而商代各地马车的发现，也层出不穷。骑马远行，自应是夏商以来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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