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角页岩大石片通体剥片制成，尚未钻孔。与陶寺石磬的石料、制法乃至器型均较一致④。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发现的石磬，性质属特磬，以一定音程关系为依据的编磬组合似未产生，但同出乐器还有成对的鼍鼓和“土鼓”⑤。河南上蔡十里铺龙山文化遗址，还出有一种小磬，长12.2、高3.7厘米，用青黑色石料制成，磨制光滑⑥。说明当时已出现了不同乐器的伴奏和合奏。《竹书纪年》说的帝喾“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鼓、磬等乐器并举而演奏，至少在陶寺这一带的夏代部落高级权贵间已开此风。当时的鼍鼓是用树干挖成直立桶形，外壁绘彩，用鳄鱼皮蒙鼓面，鼓皮上还贴附一些低温黑褐色陶小圆锥体，用来调音，实际敲奏时可能置立于地而非悬挂相击，因为这种鼓通高1米左右，有的上口直径43，下口直径57厘米，上小下大，作锥体形，宜于平地立置。《诗·商颂“那》“置我鞉鼓”，毛传：“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悬鼓。”《札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以考古实物观之，殷鼓呈横式，鼓身下有架或足，鼓身上饰悬钮，可置可悬，使用时从两面侧击之（详后文）。所谓“殷人置鼓”、“殷楹鼓”，大概就是指横卧式的鼓。夏人的“足鼓”，恐怕在于立而置之，自上敲击，其下部起有足的作用，与殷鼓不同。陶寺遗址所出另一种鼓，实为陶制长颈葫芦形器，上下有口贯通，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环以三小孔，颈腹间有双穿耳，共发现6件，内完整者4件，3件出自大型墓，1件出自中型墓。其中一件通长83.6、筒口直径11.6厘米，考古工作者推测为“上鼓”①。（图33）《礼记·明堂位》谓“土鼓，伊耆氏（尧）之乐也”，是一种相当古老的乐器。击奏时，大概是挂在身上，用手掌拍击筒口蒙皮，造成筒腔空气谐振而产生轰鸣。陶寺遗址大型的贵族墓葬，随葬品多至一、二百件，饮食品和乐器的摆放位置最具特征，井然有序而不紊乱。如M3015，在墓主人的右侧下方放彩绘木俎、木匣、石刀等，右侧中部放陶灶、陶斝、陶罐的炊食器，右侧的上方放木豆、大木盘及木勺的彩绘食具；乐器鼍鼓和石磐等，则置放在左侧的下方。宛然再构了这位权贵人物生前一边进食，一边陶醉于鼓磬交奏之声的饮食生活场景。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出土乐器品类有磬、鼓、铃、一音孔陶埙等，从调式言，只见特磬，仍未见编磬，与陶寺遗址所见基本一致。但在乐器的质料和制作方面，则又进了一步，如鼓有漆鼓，磬有玉磬。1986年秋在V1区发现一座四期巨型坑，众多遗物中有玉磬，前所未见②。1975年秋在一座K3的三期贵族墓中，有一件大石磬，股、鼓的磬折分明而呈倨句形，磬面平整经加工磨制，（图35：l）已脱却陶寺和东下冯石磬的原始形态。该墓内随葬器物摆放位置，与陶寺大型贵族墓一样，序而不乱，墓室南面放酒器铜爵、陶益一组，北面放乐器特磬①，意在表明“饮以举乐”。1981年秋在一座M4的二期偏晚贵族墓中，发现饮食器漆缽、陶盉等，与乐器舞具同出②。乐器中漆鼓一件，长筒束腰形，通长54厘米，外露朱红漆皮，颇似今之朝鲜腰鼓，放在墓底左侧紧靠坑壁。在墓主人的胸腰之间，放着一件通高8.5厘米的带侧扉铜铃，原先是用麻布裹起；还放着一件长14.2、宽9.8厘米的绿松石片粘嵌的兽面铜牌饰。在墓主人的左上侧，则放着成组饮食器。由此分类分处置放器物，其反映的重食尚乐意识也是很明显的。应注意者；上述绿松石片嵌制的兽面铜牌饰，在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屡有所见，一般都与铜铃同出，且都置于墓主人胸前。如1984年秋在M11发现的一件，长16.5、宽8～11厘米，背面有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穿挂③。1987年秋在两座中型墓中也发现这种铜牌饰与铜铃同出，其中铜牌饰是在青铜框架上悬空无底托镶嵌绿松石片，构成兽形纹样，构思极妙，做工精细④。疑此等铜牌饰是用于夏朝宫廷舞宴的饰物，又是百官身分的标志。《史记·夏本纪》有一段文字述宫廷舞宴场面：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兽面铜牌饰可能是百官舞时所佩，象征“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而歌辞的“百工熙哉”，似乎亦在夸耀舞饰舞具的精工巧作。要之，夏代贵族阶层的饮食重乐，不只行于王都，亦行于其它地区，上层贵显所享，以鼓、磬、铃交奏为常，其乐或容有乐歌和乐舞，乐舞有舞饰舞具，重大的舞宴举行中，众贵族或装饰鸟兽道具，翔舞其间，有时贵族本人参与舞者行列，“群臣相持而唱于庭”，似为一大特色，与商代以降尊者坐飨而乐舞者奏演一侧，不太相同，多少还保持有原始时代举族共乐的遗意。 二殷人尚声 商代乐舞盛逾夏代，凡祭祀或贵族飨宴，几乎无不用乐，故文献有“殷人尚声”之说。《礼记·郊特牲》对此有申述，其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说的是商代祭祀中以声贯穿终始。声者，实合歌、舞、器乐三者为一体。商族后裔祭成汤的乐歌《商颂·那》，揭示了这方面的事实：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戮，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此诗是盛大祭典的主题歌，具体描绘了在鼓、管、钟、磬的齐鸣声中，舞队神采飞场，和着歌声，合着节奏，有次有序跳起万舞，汤之子孙隆重献祭品给成汤，嘉宾加入助祭行列，最后在宴飨中告结束。歌、舞、器乐三者已有机融汇一气。商代有不少乐歌名。曾以“至味说汤”的伊尹，既是名厨，又通晓乐律，《吕氏春秋·古乐》有云：“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高诱注谓“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乐名也。”伊尹不但创作了新乐，还对传统的“九招”、“六列”等先代乐加工改编。这些乐名应属不同舞蹈的伴歌。《商书·伊训》说的商贵族统治者好以“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为乐事，也是歌、舞并举。另据甲骨文云：其奏商。（《屯南》4338）惟商奏。惟美奏。惟■奏。（《合集》33128）惟戚奏。（《安明》1826）惟新奏，又正。（《安明》1825）惟各奏，又正，有大雨。惟商奏，又正，有大雨。惟嘉奏，有大雨。（《安明》1822）凡商、美、■、戚、新、各、嘉等，疑指不同的祭歌。唯年代悠远，其曲其辞今已不得其考。商代舞亦有其名。武丁时甲骨文有云：贞二伐利。（《合集》7043）贞三伐利。（《安明》233）□八伐■。（《安明》234）四期甲骨文有云：“三伐。五代。十伐。”（《合集》32202）疑均是指武舞之名，脱胎于战斗队列变化。《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三四期甲骨文中又有“万舞”（《屯南》825），亦见诸上引《商颂·那》。另外《诗·邶风·简兮》云：“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所言“万舞”，舞者模仿御马的凛凛威姿，应属武舞，但后又执龠（乐器）秉翟（鸟羽），却属之文舞的姿态。周代这种文武相参的“万舞”，不知是否是从商代“万舞”演化而来。甲骨文中尚有“羽舞”（《前》6·20.4），似文舞之属①。此外还有“林舞”（《安明》1825）、“围舞”（《前》6·26·2）、“■舞”（《合集》20974）等，应是不同形式的乐舞名。三四期一片甲骨文云：叀祖丁林■用，又正。（《京人》1930）是用林舞祭先王祖丁。辞中的舞字象一舞者足踩双干，日本贝塚茂树氏以为是高翘舞①。晚殷青铜彝铭有云：己酉，戍■■宜于召，置庸，舞九律舞。（《历代》2·22）②“九律舞”可能是一种多重音乐而以钟乐为主导的宫廷舞。《史记·赵世家》云：“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甲骨文恒见“奏舞”、“庸舞”的用语，可见“殷人尚声”，贵族所尚者一般都是有音乐与舞蹈相配的。商代的乐器，品类众多。甲骨文有“奏庸”（《明续》684）、“奏■”（《英国》2370）、“乍豐庸”（《明续》549）、“置壴”（《京人》2269）、“置庸壴”（《宁沪》1·73）、“置新■”（《铁》139·1）等。裘锡圭先生指出，庸是大钟，亦称铙，是镛口向上而末植于座上的打击乐器，当时还有“新庸”、“旧庸”、“美庸”、“■庸”的分别；■又称大■，读为鞀，异体作鞉、鼗，即《商颂·那》说的“置我鞉鼓”；豐有“新豐”、“旧豐”之称，可能是用玉装饰的贵重大鼓；壴可能是专指一种与镛配用的鼓；■可能是管乐器芋的象形初文。他还注意到甲骨文中称作“新熹”、“旧熹”的熹，以及另一个奇字■，每与庸、鼓对文③，推测也指两种乐器④。除以上庸、鞀、豐、鼓、竽、熹、■等七种乐器外，甲骨文中至少尚可寻出另十一种乐器名。一曰磬（《掇》1·453），为打击乐器。二曰玉，辞云：“奏玉”（《丙》141）、“王奏兹玉”（《合集》6653），为玉制的打击乐器，也可能专指玉磬。三曰■（《安明》854），许进雄先生以为可能与■同字，是一种形制与今之云锣相似的打击乐器①。四曰■（《安明》1678），许释像手鼓形②。五曰■（《宁沪》1· 73），或说是编管乐器，类似汉代人说的萧③。六曰言，许释管乐器之象形④，七曰■，辞云：“言侑于丁……■九……亚一羊”（《安明》70），似为弹拨式弦乐器。八曰■，辞云：“奏■”（《合集》14311），疑指丝竹琴瑟之类的弦乐器。九曰“奏■”（《乙》8311），似属牵拉式弦乐器。十曰“奏■’（《安明》2426），上有吹口，疑为陶哨、陶埙之类的吹乐器。十一曰■，辞云：“其奏■（《屯南》417），疑为陶鼓之类的拍击乐器。商代的乐师，主要是由称作“万”的人组成。甲骨文有“万其奏”（《合集》30131）、“万其作庸”（《合集》31018），可见“万”熟悉有关乐器的性能，称得上是商代的出色演奏家。有一片甲骨卜辞云：万惟美奏。惟庸奏。于孟庭奏。于新室奏。（《安明》1823＋《明续》2285）四辞同卜一事，言“万”要奏叫作“美”的乐曲，是用庸演奏么，是在孟庭还是在新室的宫廷演奏呢。说明“万”还通晓各种祭歌或宫廷曲。它辞有云：“惟万呼舞”（《合集》30028），是知“万”亦明于舞蹈。诚如裘锡圭先生指出的，“万”显然是主要从事舞乐工作的一种人，由于“万”人很多，故有称“多万”（《屯南》4093）①。有一片甲骨文云：“多万……入教若”（《英国》1999），大概是商王让多万教习舞乐。但商代的舞者，财不限为“万”人。为舞者，有“王其舞”②，有“多■舞”③，有“呼戍舞”④，有“呼多老舞”⑤，还有专门的“舞臣”⑥。上自商王，下至文武元臣，包括一般官员，在重大祭典或宴飨等场合，均曾成为过“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角色。唯乐器的演奏，大概通常是由“万”者承担。《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云：“以六律、六同、六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古代统治者寓乐于政，不同的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要以体现成仪、和谐上下、养尊处优为其本质所在，至少在商代已经如此。甲骨文中出现的众多的乐歌名，不同形式的舞蹈，品类较齐的乐器，以及关于乐师舞臣的设置分工，表明商代统治者对“乐政”建设的重视，这相应也促进了乐舞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进程。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编磬三件，分别有铭“永启”、“永余”、“夭余”，或释“永启”是咏歌初启，“永余”是唱声舒缓，“夭余”是舞人侧首款摆而舞⑦。轻歌曼舞，以磬为节，情在其中，聚歌、舞、器奏三方面内容于一场，卓然表明了商代乐舞的发达程度。以乐侑食，是商代贵族阶层日常生活所尚，也是“殷人尚声”的一大方面。最著者要数商末王纣，《殷本纪》言其“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矩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力池，悬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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